1925年的广东，黄埔学生军已是声名鹊起的新锐力量，但在惠州城下，这支铁军却一度打得极为惨烈，伤亡惨重。一座看似寻常的坚城，为何能挡住革命的洪流？答案，藏在从香港打来的一个个电话里。

香港打来的电话

孙中山在3月离世，廖仲恺于8月遇刺，广州国民政府陷入了巨大的政治动荡。这让隔岸观火的英国人嗅到了机会。他们把目光投向了陈炯明，这位前广东省长虽然已被逐出广州，但手里还握着惠州、潮州、梅州的大片地盘，在广东军政界余威尚存。

英国人盘算得很清楚，扶持陈炯明取代带有反帝色彩的广州国民政府，最符合大英帝国的利益。这并非出于什么私交，而是赤裸裸的利益交换。于是，陈炯明一个接一个的电话打进了香港，要钱、要武器、要药品、要军舰，几乎把港英当局当成了自己的后勤部。

港英方面一度被这种无休止的索取激怒，直言援助是有限度的，不可能成为陈炯明的军需处。陈炯明却不慌不忙地回应，东江要征兵，要打仗，没有枪械和资金，一切都是空谈。他还暗示，如果支持不到位，他就只能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反攻广州也就无从谈起。

这番话点醒了港督。经过向伦敦请示，英国人最终还是选择继续加码。与此同时，陈炯明还联系了北洋的段祺瑞和张作霖，北洋舰队很快南下进入南海，陆军也逼近粤北，形成南北夹击之势。有了英国的物资和北洋的声援，陈炯明才有了死守惠州的底气。

鹅城下的铁与血

1925年10月初，蒋介石、汪精卫和周恩来率领的东征军主力三路并进，很快就将惠州城团团围住。这座素有“鹅城”之称的古城，是陈炯明的老巢，也是他整个东江防御体系的核心。东征军指挥部设在高榜山上，蒋介石和苏联顾问加伦举着望远镜，面色凝重。

攻城战一开始就异常艰难。10月13日，东征军从上午十点到下午三点，连续发动数次冲锋，全都被城头密集的火力打了回来，黄埔学生军尸横遍野，伤亡巨大。临时指挥部里气氛压抑，蒋介石脸色铁青，一度产生了动摇。

苏联顾问看出他的犹豫，直言拿下惠州才能摧毁粤军的抵抗意志。周恩来也表示，一旦撤退，东征军的士气将受到重创。蒋介石一咬牙，决定继续进攻。他和何应钦、陈诚等人研究出了新的战术，那就是“步炮协同”。

这个战术的核心，就是让炮兵对城墙进行持续不断的轰炸，压制守军火力，为敢死队冲锋创造机会。10月14日，新的总攻开始。飞鹅岭和下角塔的炮兵阵地同时开火，炮弹精准地落在城墙上，爆炸声震耳欲聋。

一座城倒，全盘皆输

步炮协同的战术果然奏效。守城敌军在猛烈的炮火下抬不起头，根本无法组织有效还击。负责主攻北门的第四团敢死队，顺利冲过了开阔地带的五眼桥，伤亡大为减少。他们搭起云梯，冒死爬上城墙，与守军展开肉搏。

城内守军的士气早已崩溃。尽管他们的指挥官杨坤如许诺了陈炯明追加的二十万大洋犒赏，并严令督战队射杀后退者，但士兵们早已无心恋战。眼见东征军攻上城楼，守军瞬间溃散，四散奔逃。北门被打开后，后续部队一拥而入，迅速抢占了城内制高点。

不久，西门和南门也被攻破。这座号称“天险”的惠州城，在黄埔将士的浴血奋战下，仅仅两天就被攻克。惠州失守的消息，如同一道晴天霹雳，彻底击垮了陈炯明和他的支持者。

远在香港的陈炯明，原本还在为筹集军费焦头烂额，闻讯后心头一紧。港英政府一边大骂陈炯明是“败家子”，一边又不得不硬着头皮将四船军火物资从厦门运往汕头，企图让陈炯明的残部在潮汕地区做最后一搏。

陈赓背上的一段插曲

攻克惠州后，东征军士气大振，乘胜追击。然而，战局依然充满了凶险。蒋介石随第三师行动时，因师长谭曙卿冒进，在华阳一带遭遇叛军林虎部主力，陷入重围。激战中，部队被打散，蒋介石身边只剩下少数卫兵。

眼看追兵将至，蒋介石一度万念俱灰，坐在一块大石头上不肯走，甚至想拔枪自尽。千钧一发之际，随行的陈赓急中生智，不由分说地将蒋介石背起来就跑。他背着蒋介石，在卫兵的簇拥下冲到河边，找到一只小船，才最终脱离险境。

这段插曲足以说明，虽然陈炯明的主力已被击溃，但其残余势力仍在负隅顽抗，东征之路并非一帆风顺。不过，大局已定，陈炯明在潮汕地区召集的军事会议，也变成了各路将领为保存实力而互相推诿的闹剧。

结语

从10月出征到11月肃清东江，第二次东征历时两月，以国民革命军的全胜告终。回头来看，惠州之战无疑是整个战役的关键。它之所以难打，不仅在于城防坚固，更在于守军背后有英国人的支持，这让他们在精神和物质上都有了顽抗的资本。

攻克惠州，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更是政治上的胜利。它用事实宣告，由黄埔军校和共产党人注入了全新精神的国民革命军，有能力战胜任何由帝国主义势力扶持的旧军阀。这一战，不仅打垮了陈炯明，也打掉了某些外部势力干涉中国革命的幻想，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后来的北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