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12月4日，首批特赦在解放战争时期被俘虏的战争罪犯大会在北京、抚顺、济南、西安等地隆重召开。

1959年首批特赦战犯10名：

杜聿明，徐州剿总副总司令；

宋希濂，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

王耀武，山东省主席兼第二绥靖区司令官；

郑庭笈，第49军军长；

曾扩情，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

陈长捷，天津警备总司令；

邱行湘，第206师师长兼洛阳警备司令；

周振强，浙西师管区司令兼金华城防司令；

卢浚泉，第6兵团司令官；

杨伯涛，第18军军长。

1

不判、不杀

解放战争时期被解放军俘虏的战犯一直没有进行正式审判，而是分别关押在各地的战犯管理所。

战犯们在战犯管理所内一边治疗伤病，一边接受政策教育，交代所犯罪行。

对这批人究竟如何处理，党中央持慎重态度，研究过各种方案。最初，中央曾考虑对他们进行正式审判。但经过反复讨论，权衡利弊，决定采取慎重态度，对他们不判不杀，暂时放在那里。

搁置是很高明的技巧，因为时间会改变一切。

历史证明，中央的决定是正确的。

2

1956，总理最早提出放十几个战犯看看

1956年，争取和平解放台湾方针确定后，如何处理战犯的问题又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1956年1月30日，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中号召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而奋斗。

当天，总理在陆定一起草的《为配合周恩来同志在政协所作的政治报告向台湾展开相应的宣传工作问题给中央的报告》的批示中，最早提出了政协会后，可放十几个战犯看看的意见。

中共中央非常重视周恩来的意见，中央政治局就这个问题进行了专题讨论，并对各方面情况做了分析和研究，认为已经具备了释放一批战犯的条件。

要做一件大事，得先设定一个政策，在政策的大旗下，才能做成这件事。

这就是阳谋。

1956年，条件具备

首先，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获得了决定性胜利，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已提前完成。

其次，战犯们虽然有过重大罪恶，但他们一般都高高在上，同人民群众直接接触较少，不像直接压迫人民群众的恶霸地主那样，不杀掉一批不足以平民愤。

庙堂之争，跟老百姓看起来没关系而已。

再者，经过几年的关押改造，战犯之中的多数已经有了不同程度的悔改表现。

在这种情况下，释放一批战犯，不仅有助于孤立、动摇、瓦解境内外敌人，并且有助于安定社会上和统一战线内部对我们抱有疑惧的人的思想，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获得进一步的巩固和扩大。

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当时，根据周恩来阐明的对台方针和中央的部署，政府宣布，国民党去台人员只要回到祖国，不管什么人将一律既往不咎。在这种时候，释放一批战犯，有利于加强台湾与大陆的关系。

战犯，是台湾大局的棋子。

如何释放

1956年3月14日，政协二届十九次会议专门讨论了周恩来关于释放战犯的提议。

周恩来根据毛泽东主张的对国内战犯“一个不杀”的原则作了发言，具体说明主席这一重大决策的目的、方针和步骤。

周恩来说：

“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转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杀他们是容易的，杀了他们，他们就不能再起积极作用，只能起消极作用。

对台湾的影响相反，使他们觉得战犯的下场只是要杀的，增加了台湾的恐慌，这与我们的政策不相符合。

”会上有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应该立即全部释放；

一种意见认为，应该逐步释放。

周恩来主张了后一种意见：“虽然前一种意见处理起来很简便，但工作不完满，收获也不大，一下子轰动一时，过去后就没有下文可做了。

我们要影响台湾还是一步一步地来做好，先放少数的，试一试，看看有效没有，放出后的工作也要循序渐进，急不得。”

对战犯释放后的安排，周恩来也提出了意见：“第一步先集中他们在北京参观，然后再到各地去参观，允许亲友看望他们。等这些人对新生活适应后，对祖国的形势有所了解后，再做第二步工作，即同他们一起讨论如何开展对台湾的工作。

他们出去后，愿意到台湾的到台湾，愿意到香港的到香港，允许来去自由，允许言论自由，我们说话是算数的。”

周恩来表示，如果他不是总理，倒愿意跟这些人多谈谈。

主席的决策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进一步就宽大战犯的政策问题作了说明。

毛泽东指出：党的政策总的精神是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杀了这些人，一不能增加生产；二不能提高科学水平；三对我们除四害没有帮助；四不能强大国防；五不能收复台湾。如果不杀或许对台湾还会产生影响。

对释放战犯的时间问题，毛泽东在1956年5月2日的一次会议上表示：“目前马上释放，时机尚不成熟。

放早了，老百姓不那么清楚，我们也不好向老百姓说明，还要过几年，老百姓的生活更加过得好了，我们再来放。

不讲清楚这个道理，一下子把他们放掉了，人家就不了解，也没有这个必要。”

3

功德林战犯管理所

1956年初，为加强对战犯的统一管理和改造工作，中央决定实行战犯集中。

200名国民党高级将领战犯被集中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可以与家属自由通信，可以接待来访亲友。

为加强对战犯的改造工作，功德林战犯管理所采取了多种办法：

首先，组织他们成立学习委员会，学习党的政策，开展讨论，进一步清理思想。

接着，组织他们到东北各大工业城市以及天津、武汉等地参观，让他们亲眼看看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

管理所还安排他们到北京远郊五云山下参加劳动。

与此同时，周恩来还委托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及爱国民主人士张治中、程潜、邵力子、章士钊、傅作义、蒋光鼐、张难先、郑洞国、侯镜如等先后到功德林看望，做说服开导工作。

他们带去了毛泽东、周恩来的问候，并把周恩来的意思转告大家：今后谁愿意留在大陆为祖国建设服务，一律妥善安排，愿意去台湾或海外者，政府也给予方便，保证来去自由。

一系列的工作和措施，推动了战犯们的思想转变。

1959年6月至10月，这批战犯先后三次给中共中央写感恩信，除表示服罪外，还表示愿在解放台湾的斗争中贡献自己的力量。

廖耀湘在北京参观后说：我虽是一个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犯人，但我是一个中国人，对这种复兴祖国的伟大神圣事业，不能不虔诚的热烈拥护。

王耀武建议组织工作小组，研究统一祖国的具体办法。

大家都是聪明人。该走的流程都要走。

4

1959，特赦

1959年9月14日，国庆十周年前夕，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特赦一批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

1959年9月17日，二届人大九次会议讨论并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建议，决定在国庆十周年之际，对一批罪犯实行特赦。

同日，刘少奇主席发布特赦令。

1959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宣布特赦首批战犯33名，其中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有10名。

他们是：

杜聿明、王耀武、陈长捷、曾扩情、周振强、杨伯涛、郑庭笈、宋希濂、邱行湘、卢浚泉

总理办公室亲自安排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这十个人和从抚顺战犯管理所释放的末代皇帝溥仪组成一个小组，集中住在北京崇文门内旅馆，由周恩来总理办公室负责他们的学习和生活。

周恩来这样安排是有特殊意义的。

这十个人中，除陈长捷、卢浚泉外，都是黄埔毕业生。周恩来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在黄埔同学中深有影响。依靠这批黄埔毕业生联络大陆与台湾的关系，再合适不过了。

而且，周恩来深知，走出功德林的大门，对他们来说意味着新生活的开始，但他们所处的环境将更为复杂。

他们能很快适应新生活吗？

他们能抵御住复杂环境中的各种影响吗？

他们能跟上时代的步伐吗？

周恩来关心的不仅是他们的生活，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思想。

总理不放心。

5

特赦之后，总理接见

周恩来收到曾扩情以学生身份请求赐教的来信。总理认为这正是好机会，无论从旧情还是新谊来讲。

1959年12月14日，周恩来在自己的住所中南海西花厅会见了这批特殊的客人。

杨伯涛回忆说：当时，能够见到周总理感到很幸福。但是，想起自己从黄埔军校毕业之后，走了一段漫长的反革命道路，成为罪行累累的战犯，真不知该说什么好，喜悦和羞愧之情顿时交织在一起。

曾扩情

当周恩来走到黄埔一期毕业生曾扩情面前，叫一声曾扩情时，这位在大革命时期曾与周恩来共过事的汉子不禁泪盈眼眶。

当时，曾扩情是黄埔军校政治部少校科员。

周恩来握住曾扩情的手说：我在黄埔军校时年龄还不到三十岁，当时感到压力很大。

曾扩情连忙说：我那时已经三十开外了，我这个学生比老师还大几岁哩。

溥仪

周恩来看到了坐在一旁的溥仪。这是总理第一次同溥仪见面，叙谈的时间较长，总理同溥仪说起了满族的习俗礼节。

陪同前来的陈毅在一旁说：我当年在北京读书时，还是你的臣民呢！你出来时，我们还要看看你这个皇帝呢！

引起了一片笑声。

杜聿明

杜聿明也是黄埔一期生。解放战争时期他任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后任徐州剿总副总司令。

淮海战役中被俘后，陈毅要见他，杜聿明态度顽固，拒不见面，因此在今天的场合深感不安。

杜聿明对周恩来说：学生对不起老师，没有听老师的话。

周恩来说：这不怪你们，怪我这个当老师的没有教好。

总理一席话感动了在座的所有人。师生情真意切。

郑庭笈

周恩来走到郑庭笈面前。

郑庭笈是黄埔五期生。解放战争期间，他任国民党第49军中将军长，辽西战役时被人民解放军俘虏。

陪同前来的张治中在一旁介绍：这是郑介民的堂弟。

郑介民在1946年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第二厅厅长，是北平军调处执行部国民党方面的代表。

周恩来详细问了郑庭笈的家庭情况。周恩来为什么这么关心他的家庭呢？

原来，郑庭笈的妻子冯莉娟在郑庭笈被俘后原准备去台湾。可临行前，她听到郑庭笈在哈尔滨发表的广播讲话稿后，决定留了下来。

1954年，冯莉娟回到北京。作为战犯的妻子，难以安排工作，她便提出和郑庭笈离婚。

郑庭笈把家庭情况告诉了周恩来。周恩来沉思片刻，转过脸对张治中说：那你们应该动员他们复婚嘛！

郑庭笈以为周恩来顺便问问就过去了。没想到后来再次遇见周恩来时，总理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复婚了吗？

郑庭笈激动得不知该如何回答。

几十年后，郑庭笈回忆起当年的情景仍记忆犹新：我至今无法判断，周总理这样待我，究竟是由于他有超人的记忆力，还是有超人的情感。

郑庭笈出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后，在周恩来关照下，他的妻子被调到他身边当打字员，促进了夫妻感情的再度结合。

郑庭笈逢人便讲：如果没有周总理，我们夫妻不会破镜重圆。我的家庭也不会象现在这样幸福。周恩来就是我们的红娘。

谈话

一一询问情况后，周恩来招呼大家坐下，在祥和的气氛中开始了严肃的谈话。

总理说：你们出来几天了，有些问题先谈一谈好。我们党和政府是说话算话的，是有原则的。我们是根据民族利益、人民利益来释放你们的。

周恩来要求他们着重解决四个方面的问题，即：立场问题、观点问题、工作和生活问题、前途问题。

立场问题，周恩来说：首先要站稳民族立场、热爱新中国。从鸦片战争到今天，经过将近一百二十年的斗争，中国人民翻了身，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一事实连帝国主义也是承认的。这样的国家不爱还爱什么？

周恩来又阐述了民族立场的重要性及争取台湾回归祖国等政策问题：民族立场很重要，我们对蒋介石还留有余地，就是因为他在民族问题上对帝国主义还闹点别扭，他反对把台湾交联合国托管，反对搞两个中国。

针对1958年夏，美国政府制造台湾海峡危机，想以退出金门、马祖来换取侵占台湾合法化的阴谋，周恩来说：我们认为台、澎留给蒋介石比留给美帝国主义好，将来这些地方总有一天会回到祖国怀抱。

正如章士钊先生所说：现在真正支持蒋介石的是北京。

周恩来希望蒋氏父子与陈诚团结起来反对美国。他说，要坚持民族立场，祖国的领土是完整的，不容许帝国主义分割，损害我们的一根毫毛也不行。

观点问题，周恩来充分肯定他们有做新人的愿望，但也指出还要继续树立和加强劳动观点、集体观点和群众观点，不要把十年改造所得抛于一边。

工作、生活安排方面，周恩来嘱咐中央统战部部长徐冰作出妥善安置。对准备与台湾方面联系的人，周恩来叮嘱：可以做点工作，但写信也不要太急，不要挖苦，要以民族利益为重，工作要从长计议。

前途问题，周恩来向他们提出两点希望。

第一，要相信党和国家，要用自己的力量为国家为民族多做贡献。

第二，倘有不如意的事可以写信，可以与中央统战部联系，有话就要说，不要积少成多，结成疙瘩。

对今后的去向，周恩来挽留他们在首都工作。后来，他们之中一些人因家庭原因未能留在北京。其他凡留在北京的，除溥仪之外，都安排到京郊中朝友好公社劳动。

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又陆续分配到政协文史馆等单位工作。

第一次会见，周恩来谈了整整3个小时，大家如沐春风。

杨伯涛把讲话记录珍藏了起来，以后每逢遇到困难挫折，常以此激励自己。

在周恩来关怀下，杨伯涛一直坚持对台湾进行广播讲话，劝导过去的同事早日回到家乡来。他还撰写了数万字的关于陈诚军事集团的兴起和衰落的材料，对了解台湾及陈诚的情况，制定相应的争取方针很有帮助。

6

1963年，第四批，康泽

1963年，最高人民法院特赦第四批战犯。

其中包括1948年7月在襄樊战役中被俘的国民党特务头子康泽。

抗日战争期间，周恩来作为中共方面的代表与国民党谈判时与康泽交过手，在两党协商过程中，康泽处处设置障碍，起了很坏的作用。

这样一个罪行累累的特务头子要被特赦，许多人是想不通的。

1956年，毛泽东就谈过康泽问题：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

周恩来见到康泽时告诉他：象你这样的人获特赦，我们党内也不是容易说通的。但我们坚持了毛主席的方针，有毛主席和党的威信，只有人民中国才能这样做。

康泽出狱后，被安排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任文史专员。

谈话

1963年11月10日，周恩来会见康泽以及在京特赦战犯及家属。

同每次会见一样，周恩来强调立场问题。

总理说：在阶级社会里，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立场，这也是客观历史的发展。共产党掌握国家政权，就可以因势利导，可以求同存异。人是可以改造的，敌对是可以改变的。一个人的改造必须先把自己的过去否定，矫枉必须过正，对过去的错误有认识，肯悔改，先过正一点，才能适得其中。

有句老话：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要不断革命。你们已经50岁以上的人了，但是不要以为年老了，不要衰老。这虽然是句老话，今天新的解释是要天天反省，不断检查自己，总是有好处的。

周恩来详细介绍了台湾方面的情况。

周恩来再次表达了希望蒋氏父子和陈诚团结一致，共同对美，早日回到祖国怀抱的愿望。

周恩来说：台湾现在面临美帝要把它变成独立国，我们和蒋介石都不同意，这是共同的观点。美国逼到最后，希望他们能和平归来。只要他们取消中华民国的招牌，台湾还是可以交给他们管，这个决心什么时候下，阶级性限制他，但形势也逼着他。

会上，周恩来祝贺他们获得新生，鼓励他们自觉地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

周恩来说：过去，我们在战场上交过锋，你们失败了。经过改造，你们出来了，现在我们都是平等的。你们不要自卑。参加革命要自觉，主观努力是第一，环境是第二。

最后，周恩来总结说：世界总要改变的，我们不要妨碍青年人前进，中心是共同前进，不断学习改造，精神焕发。谈一次大家要有所得有所帮助，不要怀念过去。有句老话，好汉不谈当年勇，过去的已经过去了，人要不断前进，才跟得上时代。

7

1964，政协委员6人

1964年11月，全国政协根据周恩来的提议，特邀杜聿明、溥仪、宋希濂、范汉杰、王耀武、廖耀湘六人为政协委员。

他们不仅获得了人身自由，而且取得了政治地位。

党和政府的宽大和信赖对每一位特赦人员都是巨大的鼓舞。他们通过书信、广播、撰写回忆录等各种方式为祖国统一大业积极工作。有的人侨居海外，但始终不忘周恩来的嘱托，为实现祖国统一而奔走。

1985年，侨居美国赶回国参加政协会议的宋希濂说：几十年过去了，许多事淡忘了，唯有同周恩来会面的情景仍记忆犹新。周恩来生前最关心台湾问题，希望我们发挥作用，我要尽最大的努力去实现他的遗愿。

对战犯的宽大政策，也使台湾方面出乎意料。许多人一直认为，共产党对这批人不是杀头也要长期关押。

1984年，郑庭笈到香港探亲，与在台湾的老部下通电话。对方听到他的声音又吃惊又兴奋。这位老部下告诉他，许多战犯在台湾的亲朋好友都入了教会，每天到教堂祈祷，请求神灵保佑他们在大陆的亲人平安。当得知他们不仅获释而且受到良好的待遇时深受感动。

这些特赦战犯们，言辞虽有真真假假，但总理强大的人格魅力，始终弥漫在他们的字里行间中。

总理的光辉，映照入每个人的内心深处。

人民的好总理，我们缅怀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