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震林在我军的历史上，可算得上是个独特的存在，真是少见的那种人物。

有人说过，谭震林的官越做越小，建国后连个军衔都没混上。之所以这样，大概因为谭震林脾气太大，不讨人喜欢。这说法很片面。

谭震林的职位其实不低，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那些开国将领一比，起码相当于大将的级别。

说来也怪，谭震林前半辈子一直在军队里打拼，主要成绩都在军事方面，等到建国以后，却一下子转向了经济建设，几乎是一夜之间就脱掉了军装，再也没和部队扯上关系了。

到底啥原因，把他一下子归到行政系统里去了呢？

众说纷纭，没有一个定论。

在谭震林去世几个月之后，1984年2月，粟裕大将这位老战友也离开了人世。粟裕的家人在整理将军遗物时，意外找到了一份电报的草稿，那是1947年粟裕发给中央的一封电报。

这封电报我在前面的文章里讲过，里面涉及当年华野几位主要领导人之间的一段争执，主要人物就是粟裕和谭震林。而粟裕发给中央的这份电报，基本上是因为受谭震林批评而引起的。

众所周知，粟裕在华野里算是名义上的二号，实际上可是顶带头的那个人，陈毅自己也承认华野的事情基本靠粟裕打理。而谭震林竟然还能批评粟裕，他的资历倒是挺深的吧？

一、功劳有多大

谭震林将军，无论从资历还是成就来看，都是十分深厚的。不过在军史界并不太出名，主要是因为被粟裕的光环所盖过了光彩。

咱们稍微回忆一下谭老板那些光彩照人的经历，瞧瞧他的资历和成就到底有多厉害。

谭震林诞生于1902年，192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比粟裕提前了8个月。

谭震林也曾参与我军的三大起义之一——秋收起义，这方面和参加八一南昌起义的粟裕水平差不多。

后来，一叶浮萍归大海，谭震林也到达井冈山，和粟裕几乎差不多。不过，他之后的成长轨迹，犹如开了挂似的，突飞猛进。

谭震林当年在伟人亲手建立的红四军里，担任纵队的党代表。当时红四军有三个纵队，每个纵队都配有一名党代表，除了谭震林，另外两个分别是陈毅和蔡协民。或许大家对蔡协民不太熟悉，他可是红军早期的老一辈领军人物之一，曾经领导过湘南暴动。湘南暴动也是红一方面军崛起的起点之一，可见蔡协民的份量，大家应该心里有数吧。

像这样，谭震林和陈毅、蔡协民一起担任党代表，也就能看出他的份量了。

后来成立了中共中央军委，朱德当了主席，王稼祥和彭德怀担任副主席，而谭震林等15个人则成为委员。

红一方面军组建了一个总前委，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育帅、谭震林都在这个总前委的成员之中。

这个排位的高低，甚至比叶剑英、聂荣臻、刘伯承这几位还要靠前得多。

当时，谭震林在苏维埃政府里的位置挺高，是中央执行委员，可以说在政府体系中也算是排得挺靠前的。

各位啊，谭震林凭什么能混到这份高位？倒是那些后来风头正劲的将领们，没有谭老板那般出彩。这得从谭震林身上的独门本事说起。

那会儿正是红军刚建立的时候，也是党的工农武装政权刚刚起步的阶段。那段日子里，主要有两件事，第一，壮大队伍，增加力量；第二，打仗。

两者一比，第一条特别难啃，也特别关键。怎么让老百姓相信你、支持你、加入你？不是光靠书上的理论，而是要靠深入群众，宣传、讲解、劝导、发动他们，并解决实际的问题。伟人一再强调，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把指导思想中国化，谭震林在这方面算是个行家。

比如，帮着化解井冈山根据地上土著和外来人员之间的矛盾。

所谓土，就是本地人，而客指的则是外来人。井冈山众多革命军民大多从湖南、广东赶过来，本地的豪绅地主对他们都挺有戒备心，土和客之间还存着不少偏见，甚至连建党支部，也往往以一姓一族划分。毛泽东对此头疼不已。

伟人感叹道：“在这种情况下，‘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立真挺不容易的。各县之间地方主义挺严重，一个县里的不同区，甚至各乡之间，也都带着很浓的地方偏见。”

谭震林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没少做说服和解释的工作。一天，茅坪的客籍人一伙人跑到离得五里路远的茶陵去，想把土籍的土豪尹其中给抓起来。尹其中不在，就把尹的小老婆和村里40多名土籍群众带到茅坪，要求袁文才把这些人杀了。这些人吓得哭天抢地，痛哭不止。

这次骚动，要是闹得太厉害了，可就得出大事，搞不好会把党的方针和革命纪律都搞乱掉。那会儿谭震林还在生病，听到动静之后，赶紧翻身起身，拄着拐杖走出房门，问大概怎么回事。

一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他马上就要求放人，一边讲政策，一边用铁腕手段宣布规矩，以后土不能杀客，客也不准杀土，谁敢违反，就按军法处理。

在谭震林既用威信又讲道理的手段下，这个难题逐渐得到了缓解。

也就几句话的小事，说起来挺简单，但背后其实是谭震林不怕辛苦，冒着得罪两边的风险，长时间坚持做工作。

回头想想，很多事看起来挺轻松，但那些年身处的环境中，又有几个能第一时间识别出形势，制定出正确的政策呢？很明显，谭震林算得上是这类人。

在草创阶段能够攀上高位，谭震林正是因为他那强悍的组织能力，正是党和红军当时最需要的。曾经担任一段时间的红军组织科长，这点也最能体现出他的能力和特点。

丈夫待人处事，就像锥子插在袋子里，一眼就能看出结尾的模样。这句话用来形容红军时期的谭震林，再贴切不过了。

二、谭震林的脾气

红军长征走出江西苏区后，谭震林成为留下指挥红军展开游击战的三位主要领导之一，另外两位则是张鼎丞和邓子恢，后来大家都叫他们南方红军的“三杰”。

当时中央决定留下他们三个人，具体考虑到底怎么想的，现今也没法说清楚。不过，这三个人有个共同点，就是个个都特别擅长组织和领导。

在江西的红军高级指战员还有不少，这三位也不是中央特别安排的那三人组，不过，这三个人能和陈毅一起熬过来，说明他们的能力和特长，正好符合南方游击战的要求。

全面抗战一开始，南方的红军就整编成了新四军，谭震林也被纳入了新四军的体系里。

那会儿，南方的三位大佬都肩负重任。邓子恢当了第一任政治部副主任，谭震林和张鼎丞则各自担任一个支队的司令员。当时粟裕还只是支队的副司令员。

抗战快结束的时候，华中局成立了，27个委员里面，张鼎丞、谭震林、邓子恢和粟裕依次排名第八到第十一。

抗战一结束，华东局就变成了华东解放战场的最高指挥中心。在淮海战役打完、刘邓还没加入华东局之前，这个局里一共有12个常委，邓子恢、谭震林、粟裕、张鼎丞这几位，分别排在第六到第九名。

华东野战军里，有三位“当家人”：“头儿”是司令员兼政委陈毅，第一副政委谭震林，再就是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委粟裕。到了1948年5月，应中央的重托，粟裕临时代理华野的司令员和政委。到1949年初，部队改编为三野，粟裕又恢复了副司令员和第二副政委的职位。

从这些对比可以看出，谭震林和粟裕之间的关系挺微妙。说到军事才能，谭震林确实比不过粟裕，但在整体地位方面，基本上大部分时间里都压着粟裕一头。

所以呢，1947年七月粟裕带兵在南临战役上吃了亏，谭震林就敢面无表情地批评粟裕一番。

这部分可是文章的核心内容啊，得好好说说。1947年7月，粟裕在南临战役中遇到了一次挫折，这可是关键的事件。谭震林当时面对这次失利，态度却非常冷静，居然没有愤怒，也没有责备，只是面无表情地批评粟裕。这说明他对战场上的失误保持冷静，也体现出他对战事的理智和处理问题的淡定。这一幕非常有意思，揭示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和当时的氛围，也反映出领导层在面对挫折时的心态和应对策略。

南临战役一败涂地后，粟裕马上亲自写了一份电报，准备向中央交代情况。因为是以陈粟谭的名义署名，所以他把草稿交给陈毅和谭震林一起审阅签字，待他们一同确认后再呈报中央。

战役打得不理想，检讨一下本是正常的事情，没想到陈毅和谭震林都不赞同。

原来，粟裕在电报里分析南临战役没打好，归咎两个方面，一是战略指导出了差错，二是战术安排有欠缺。

第二点，陈、粟、谭都持一样看法。不过，关于第一点，陈毅和谭震林都不同意这个说法。因为七月分兵，是华野按照中央指示，经过集体商议后决定的。而粟裕在分析战略指导时指出，正是因为分兵之前，华野的指挥层对形势估计得太乐观，才造成鲁中战场兵力不够，最终难以啃硬骨头。

谭震林对这个观点持反对态度，觉得这条说法站不住脚。

粟裕那时估摸着也有点接受不了，他可不是那种讳败就胜、推脱责任的人，自己的锅从不往别人身上扯。说不定带着点儿冲动的成分，粟裕立马改了电报，发了个特别简短的电报，以个人的名义向中央报告。

为什么说里面夹杂着点儿意气呢？大家仔细比较一下那两封电报，就会清楚了。

第一封讲的很细，是标准的战役检讨式的电文，内容长达4100字。

第二封则只有134字。

第一封传达的是事情的详情，第二封呢，只是请求中央对战役失败的原因不作追究。

署名也换了，之前那封是陈粟谭共同签的，后头那封就只写了个“粟”。

谭震林那时准备带兵去胶东，走之前专门给粟裕留了一封长长的信，信中主要是给粟裕提点建议，列出了自二战涟水开始，宿北、鲁南、莱芜、蒙泰、孟良崮这些战役里，粟裕在指挥上出现的一些问题。

有一句话很明显表现出谭震林的性格，他直言粟裕“在军事上经常马虎大意，缺少长远眼光。”

还提到，“指挥数十万大军，如果不能着眼长远，那可是挺危险的事。”

粟裕一看这事儿，觉得挺难消受的，想着去找谭震林聊聊，可人家已经带队开拔了。

粟裕还给谭震林写了一封信，信里头还是绕不开那次电报争论的问题，他坚持认为，南临战役我军失败，主要原因在于过于乐观，虽然自己也有乐观的成分，但谭震林和陈军长表现得更是乐观不少。

粟裕还不是一味跟谭震林争个不停，他又一次承认，南临战役的战术安排确实很差劲，军事部署方面也确实出了错。

信的结尾，还表达了自己的态度，请谭震林继续提出批评意见，多多给予帮助，展现出一位杰出的军事家、革命家谦虚宽广的胸襟。

这次辩论让陈毅和毛泽东都觉得挺紧张的。

陈毅把这封信转交给谭震林时，可能觉得谭震林说得有点过激，所以和粟裕聊了一整夜。

为了帮粟裕减轻点压力，陈毅给中央和华东局发了电，一边表达了自己对几场仗打得不太理想的看法，一边特意为粟裕说了不少好话。

陈毅在电报里提到：“我觉得我党过去二十多年来，能出几个杰出的军事家其实不多。近来，粟裕、陈赓等纷纷崭露头角，前途广阔，将与彭、刘、林一同前行，这也是我党和人民的巨大收获。”他还说：“我们历来由粟负责战役的指导和部署，过去取得了胜利。最近几场战役，事前我也没有预料，事中也无法挽救，事后就得共同担负责任，从中汲取教训，好再接再厉。”

三、建国后地位其实地位不低

毛泽东听了这事儿，心里挺高兴的。

打仗打得不怎么顺，出现一些争论也是正常的，要是没有争论，那才怪呢。

一方面，华野的几位领导人还能互相指出不足——像粟裕在南临战役里没打出理想的效果，这事不用多说。不过，这也说明他们的班子还算强硬，有点火气。

不过，那位伟人也十分明白，粟裕面临的压力超出一般人，对于这么位战将，他平时更偏向于鼓励多一些，批评少一些。

伟人当场亲笔写信回复，说：“粟裕同志，几场仗打得不算完美也没关系，整体局势还是不错的。请放宽心，振奋士气，好好准备再次作战。”

另一份电报上写着：“七月几次战斗虽然伤亡不少，但并没有影响到战略任务的推进，现在整体局势还是有利的。”

华东局给粟裕的电报，报了军委，里面满是同志们的关心和牵挂。电报里说：“二十年的革命战争中，你为党和人民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两个月的战斗，虽然没能像五月前那样获得大胜，但已经给敌人带来了很大杀伤。近段时间伤亡都不少，虽说可能有点主观上的不足，但也有客观的原因。只要善于总结经验，肯定能争取到更大胜利。自从歼灭了74师后，你一直头晕，很久没好，大家都挺挂念你的情况，望你多多保重。”

这段争论到此算是画上了一个令人满意的句号。批评和自我批评，向来都是党内行之有效的思想武器，对于陈粟二人也是一种很好的激励。粟裕和谭震林之间没有什么个人恩怨，二人关系一直保持得非常亲密。战争年代如此，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如此，直到他们去世，始终是形影不离的好战友，这点必须强调一下。

不过，这事儿也潜藏着一些不显眼的后果。

说到七月分兵到底对不对，伟人其实看得挺清楚的，分兵一搞就败了。粟谭他们两个的观点不一样，实际上也反映出两人在军事水平上的差距很明显。

谭震林作为秋收起义时就跟着伟人走的老战友，能力确实不错，而且全面发展，是那种难得的人才。红军时期、抗战期间，还有解放战争刚开始时，他的功绩都体现出他很强的综合素质。

但是，大家都知道，行行出状元，专长不同。解放战争的实际经验显示，谭震林并算不上顶尖的指挥员。

大家都明白，到了战争的后期，那些善于指挥作战、打仗的将领们的光彩，逐渐比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这类擅长组织和处理全局事情的人更耀眼。

这背后的道理其实很明显，随着战争不断走向更高的专业化水平，到了解放战争时期，步兵和火炮的配合作战、大兵团作战的规模和激烈程度，比起红军游击战的时代变得更加挑战性十足。那时的战术难度、专业要求和复杂程度，已经远远超出了当年红军游击战能比拟的范围。

张震后来能崭露头角，成为华野的参谋长，把老参谋长陈士榘的风头压下去，主要是因为对专业化的要求更高了，需要那些更加专业的人才来担纲。

这个趋势一直延续到建国以后，尤其是在抗美援朝战争的考验下，我军对军事专业人才的需求变得更为迫切。

在这样的局势中，谭震林这个擅长组织工作的全能型人物，转战到经济建设和行政方面，可能会更好地展现出他的优势。

像李先念、陈云、李富春、张鼎丞、邓子恢这些人，都和谭震林有类似的特点。

那会儿新中国刚刚起步，这么一大批优秀人物转到经济建设上，效果远比让他们继续待在军队里来得更好，能发挥的作用也更大。

这既体现了那个时代的明智决策，也是伟人眼光独到，把最得力的人才派到了最需要的岗位上。

实际上，这样的布置确实挺靠谱的，经得起验证。

谭震林建国以后接连担任了中共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倾注了全部心血，付出了与战争年代相当的努力，作出了极大贡献。

1955年军衔评定时，伟人亲自出面把关，谭震林等人则调到了地方工作岗位，军衔就不再评啦。

要是真的参加，凭着谭震林的资历和战功，拿到大将的军衔一点问题都没有。

虽然最后的定论还没出来，但谭震林的历史地位和死后的评价，即使没有被封为大将，也一样光彩照人。

向那些伟大的人民英雄、创造国家功绩的开国功臣表达崇高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