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金奈富士康工厂的生产线突然陷入了半瘫痪状态。 流水线上堆积的iPhone元件无人组装，调试设备的操作台亮起一连串报错红灯。 车间主管普拉纳夫焦躁地对着手机大喊：“中国工程师去哪了？ 主板检测程序根本没人会调！ ”电话那头传来无奈的回答：“300多人昨天全飞回中国了，现在只能靠我们自己。 ”

这位印度主管此刻才切身体会到，没了中国工程师，整个印度制造业都在打摆子。 富士康设在印度的这家工厂，近期有300多名中国员工突然离职回国。 他们不仅是普通操作工，大多是调试高端设备的工程师，掌握着苹果手机组装流程里的核心工艺技术。 这些人在一夜之间离开，留下的是印度工人对着精密的电路板束手无策的场景。

印度电子与半导体协会最新内部会议纪要显示，行业高管们集体陷入焦虑。 如果这批中国工程师的流失成为趋势，印度政府制定的320亿美元智能手机出口目标将彻底化为泡影。 在班加罗尔工业园，多家手机零部件供应商的生产线已经出现停工，因为关键的设备校准工作无人能够接手。

中印高层官员在签证问题上的激烈交锋直接导致了技术人员的流失。 一位刚回国的深圳工程师透露，印度移民局近来对中国人特别“关照”。 续签申请会拖过有效期，技术人员临时回国休假再入境时被无故拒签的事件频发。 印度媒体还不断炒作“监视威胁论”，让中国工程师在食堂吃饭都感觉被指指点点。

印度民族情绪的发酵加剧了工作环境恶化。 莫迪的街头演讲视频被反复播放，画面里他举着“自给自足印度制造”的标语，台下人群高呼抵制中国产品的口号。 在新德里工业园区，有中国工程师的宿舍被泼红漆，印度员工要求“中国技术人员退让管理岗位”的集体抗议。 富士康管理层最终在政府压力下妥协，安排中国团队提前撤回。

更让在印度的中国工程师难以忍受的是企业困境。 当初外资企业拿着印度政府的招商手册承诺的税收减免和土地优惠，落地后全成了空头支票。 塔塔集团旗下的电子产品装配厂，被强制要求管理层75%必须是印度籍，哪怕技术总监岗位也要换成当地人。 外资企业赚的钱转不回本国账户，在“赚钱印度花”的约束下，连设备升级都捉襟见肘。

印度工厂的实际运转高度依赖中国工程师。 一部苹果手机要在印度完成组装，需要中国团队负责的焊线机参数设定在0.01毫米精度，主板故障诊断系统内置的八千条维修规则全部由中文技术文档构成。 位于孟买的OPPO工厂曾尝试改用本地团队，结果产品良率两周内从95%暴跌至42%，损失超过2亿卢比。

印度制造业的供应链短板严重制约生产。 号称本土制造的手机拆开后会发现，电池来自宁德时代，摄像头模组是舜宇光学供应，就连螺丝钉都是浙江企业生产的特种合金。 金奈的富士康工厂曾试图建立本地供应链，结果印度钢厂提供的金属板在冲压工序中30%出现裂纹，不得不继续从中国广东紧急调货。

产业链关键环节被中国牢牢掌握。 印度政府近期强推笔记本电脑进口限制令，表面是扶持本土品牌，实则为获取中方技术。 在钦奈自贸区，中国工程师使用面部识别系统监控贴片机运转的算法被视为“核心技术秘密”。 当中国开始管控镓、锗等关键材料出口时，印度新能源车电池生产线立即遭遇材料断供危机。

中国正在收紧技术外流的闸门。 江苏某机械制造商收到印度的注塑机采购订单后，被监管部门要求技术团队只能采用“一次性调试”服务模式。 设备维护手册关键章节被加密处理，印度技术员看到的操作视频在涉及参数设置时都会出现30秒黑屏。 这种技术隔离直接影响了班加罗尔工业园的手机外壳生产线。

产业转移政策让中国掌握主动权。 广东某家电企业在越南建设洗衣机工厂的同时，其核心电机生产线被要求设在贵州山区。 “东部到西部优先”的转移原则下，河南洛阳的轴承厂获得了空调压缩机研发中心。 当印度政府强求手机厂商采购本地闪存芯片时，中方立刻停止向其提供存储芯片封装技术。

国际资本开始重新布局产业链。 苹果工程师在印度工厂拆解iPhone组装工序，把需要精准操作的贴合工艺替换为预制的模块组件。 注塑机的温控系统从中国工程师手动调节改为预设程序锁定，以此规避印度工人技术不足的缺陷。 这些适应措施却导致印度本土配套企业接单量锐减30%。

印度本土技术人员严重断层。 马尼帕尔理工学院举办的智能设备竞赛上，冠军团队设计的电路板无法通过基本压力测试。 招聘会现场，印度毕业生简历写着“精通机器人操作”，可连机械臂坐标校准的基本操作都不会。 印度政府推出1万亿卢比的技术培训计划，但参与企业反馈，学员掌握高端工艺的速度远跟不上生产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