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谭云鹏

来源：原载于《党史纵横》杂志2015年09期

原题：向明冤案的由来

向明（1909—1969），原中共山东分局组织部长、第二书记、代理书记兼山东省政府副主席等职，从1950年底到1954年初，向明实际主持山东的党政工作。1954年7月，向明因被揭发参加“高饶反党联盟”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54年8月13日，在党中央强力要求和华东局主要领导陈毅的直接监督下，中国共产党山东省第一次代表会议通过《决议》明确地说： “党代表会议认为向明同志的错误是异常严重的，他提出了一系列的反党纲领，积极参加了高岗、饶漱石的反党联盟，实际上已成为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为了严正党的纪律，特建议中央和华东局给予严格的处分，考虑他的党籍问题。”

1955年9月，中共山东省委向中央写出报告，认定“以向明为首的反党宗派集团”，提议开除向明的党籍，10月10日中央批复同意开除向明的党籍。原山东省委“全军覆没”，新的山东省委继续在全省肃清向明影响，从1954年4月至1959年2月，从中央认定“向明参加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到肃清“以向明为首的反党宗派集团”、“肃清向明影响”、挖掘“漏网的向明残余”，山东处理省一级的领导干部十数人，省直各级机关部门负责人近百人，全省范围内的各级领导干部上千人。其中向明工作过的青岛市委做得最出格，个别人甚至被刑讯迫害致死。从而酿成了建国以来山东党内最大的一起冤案。

向明的革命历程

充满坎坷

向明，山东临朐县盘阳乡（今辛寨镇）北博崖村人士，本名巨同璞，字景山，亦称巨佩贤、巨任吾，化名王仲和。他于1909年3月27日，在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中诞生。完成高小教育后，向明考入青州的山东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然而，在筹集学费准备前往青州报到之际，因逾期未能按时入学，最终遗憾失学。1925年春节过后，年仅16岁的他毅然决然地独自前往青岛，投奔二哥以谋生计。向明的二哥名为巨佩之（1903-1975），原名巨同珊，毕业于山东省立第四师范，当时在青岛的一所小学担任教职。

“段亦民烈士，便是我的革命引路人。”

1929年春，向明通过教师资格考试，成功获得录用，被分配至青岛市沧口区的枣园小学担任教员。次年4月，得益于宋哥庄小学校长张静源（中共党员）的引荐，向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8月，他顺利从共青团员转变为中共党员。在此期间，向明与当时在济南中共山东省委工作的段亦民保持着青岛与济南之间的秘密联系。

1932年二月，向明担任中共沧口区委的宣传委员一职；同年五月，他领导富士纱厂工人发动罢工，此举激怒了反动当局，导致他被通缉；八月，他迁往济南，并被中共山东省委委以重任，担任济南市委书记；十一月，他被调任为中共山东省委的组织部部长。

1933年2月27日，向明因被叛徒告发，不幸遭到国民党山东省党部捕共队的逮捕。与此同时，中共山东省委亦遭受重创，几乎整个领导层均遭捕押。其中，省委书记任作民、团省委代理书记孙善帅等共29位同志不幸被俘。

1932年8月，“益都暴动”终以失败告终。同年9月，担任中共益都县委书记的段亦民不幸被捕，此时他已被关押于济南监狱。在狱中，段亦民坚韧不屈，忍受着种种残酷的折磨，却始终严守秘密，未曾透露自己身份及党组织的相关信息。他积极参与由任作民和段亦民共同领导的狱中抗争活动。

1933年8月18日，身份昭著的段亦民等九位中共干部在泺口英勇就义，此事件被后人铭记为“泺口九烈士”。向明不幸被判七年监禁，并于1934年11月被囚禁于山东第一模范监狱。此后，他先后被转押至山东第三监狱滋阳分监、山东第三监狱（济南）以及武昌湖北反省院等地。随着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实现，1937年9月，向明终于重获自由。

出狱之际，向明及王佃卿等四位同志，得益于八路军办事处的引荐，抵达北方局。彼时，他们向党组织详述了狱中的斗争经历。经过组织的严格审查，他们的组织关系得以恢复，并获分配了相应的工作。

1937年11月，向明肩负使命，被任命为同蒲正太铁路工委的山西省委代表；次年4月，他又转战北方局，成为刘少奇的得力秘书。与刘少奇结识，并在其麾下履职，这成为了向明日后陷入政治漩涡的起点。十二月，担任豫鄂边区党委委员一职。次年三月，升任为豫鄂边区党委书记；同年十一月，又被任命为豫皖苏区新四军游击支队（即第六支队）第二总队的政治委员。自此至1943年五月，他先后担任豫皖苏区党委民运部部长、副书记，苏中第四地委书记、军分区政治委员。1943年六月，他被调往盐阜地委担任书记，同时兼任军分区政治委员以及新四军第八旅政治委员。

1945年9月，向明被调回山东，肩负起鲁中区党委书记及军区政委的重任。翌年1月，他又兼任华东野战军第八纵队的政治委员。到了1948年2月，或据另一种说法是5月，他被任命为胶东区党委书记，并继续担任军区政委。1950年5月，向明被委以青岛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的职务；同年11月，他又被任命为中共青岛市委书记。1950年7月，他被调至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工作，先后担任山东分局组织部长、第二书记、代理书记，并兼任山东省政府副主席。从1950年年底至1954年年初，向明实际上主持了山东的党政工作。

1954年夏季，向明因被揭露参与“高、饶反党联盟”，其党内外所有职务均被剥夺。同年秋季，他被开除出党。1955年，向明被调至河北省农村工作部任职，行政级别连降三级，从六级降至九级。尽管如此，他实际上并未被分配具体工作，而是继续接受组织的隔离审查。直至1963年，山东省委撤销了对“以向明为首的反党宗派集团”的指控，为向明进行了甄别与平反。

1966年，向明担任河北省农科院粮食作物研究所的副所长一职。不久之后，我国迎来了“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向明再次遭受了无情的打压，被冠以“反党分子”、“走资派”、“叛徒”等一众罪名。1969年，他下放到河北省平山县的“五七”干校进行劳动改造。由于久病未得及时治疗，他在同年12月18日不幸离世。到了1977年，河北省委再次将他定性为叛徒，并将其开除出党。

1980年12月，在中共中央及河北省委的重新审查下，作出决定，为向明平反并恢复名誉，同时恢复其党籍。翌年4月2日，中共河北省委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为向明举办了一场庄重肃穆的追悼仪式，并将他的骨灰安放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向明的政治悲剧

源于党内派性斗争

毛主席说过：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他本人曾在党内派性斗争中深受其害。因此，他处理党内派性斗争总是毫不留情， 施以重手。

毛主席的高明在于创立了党管武装的原则。长征到达陕北后，毛主席好容易通过清除张国焘的势力和影响把各大武装势力统一掌握在手中。抗日战争时期， 除了八路军三个师的主力部队外，南方游击队组成了新四军，延安派出的军事干部深入敌后，发展收编了各种抗日势力，形成了大小不一的武装力量，党中央再按照地域把它们整合成几个大的根据地分属党的几大局管辖，于是新的山头又形成了。国共内战时期，党中央再次整合武装力量，成立几大军区，再组成几大野战军，终于打败了蒋介石，建立了共和国。

建国之初，百废待兴，全国各地亟需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和生产秩序。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派最熟悉情况的干部去领导各地恢复秩序。这样，大批原籍干部在家乡地区被中央委以重任。但是，问题随之而来，地方保护主义的问题随之产生，中央的统一政令和本土利益冲突的现象一旦出现，好多干部就偏向本土，这让毛主席和中央深为焦虑。另外，党的各大局已经形成地方割据势力，“削藩”就势在必行，这才有了1952年“五马进京”的故事。

在军队方面，毛主席也采取了类似的办法，通过成立国防委员会，让掌握军权的“老总”们脱离自己的部队，都集中在北京办公。毛主席清醒认识到党内军内的派性势力是无法清除干净的，只能因势利导， 把负面影响降到最低。基本原则就是：听招呼守规矩。高岗饶漱石的悲剧就是不听招呼，过早暴露了俩人抱团争权的私念，引起了毛主席担心党内分裂的忧虑。权衡之后，毛主席果断出手，拿下高饶。饶漱石本人本属于刘少奇势力圈内的重要一员，但当饶发现毛主席对刘少奇的不满后，立即与高岗合作进行了一系列活动，想把刘少奇拉下马。

向明属于高饶事件的受牵连者。山东分局受华东局领导，华东局最高领导是饶漱石，向明是饶漱石的部下，工作必定受饶的影响。其中，以下五件事导致毛主席对向明失去信任，继而酿成向明个人的政治悲剧。

第一件事：1952年新税制刚开始试点时，向明便将新税制推行时遇到的困难以书面形式向毛主席做过报告，毛主席就报告做过批示，对向明反映的意见基本肯定，但一年之后的态度却来了一个三百六十度大转弯。向明反映的意见和所谈山东执行新税制的困难被中央认为是向高、饶 “提供了石头打中央”。

第二件事：1953年，山东不少干部群众对专区以上领导机关存在的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作风，对县、区、乡三级干部违法乱纪现象很有意见，反应强烈。1953年春，中央组织部派党员管理处处长王甫、 办公厅主任赵汉带几个同志去山东考察新三反五反运动和农村整党情况，受到山东省委的阻挠。他们找到当时主持山东分局工作的向明也谈不拢，只得返回北京。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听过他们的汇报，随即越级向国家副主席刘少奇和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反映。安子文因此受到顶头上司组织部长饶漱石的严厉责骂。这是后来毛主席和中央断定向明是饶漱石的人、山东分局搞“独立王国”的一大依据。

第三件事：在1953年6月到8月的全国财经会议上，山东的参会同志批评了薄一波。在1953年9月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山东分局组织部长赖可可参与了对安子文的批评。这两件事后来都被认为是山东分局紧跟饶漱石的反党举动，都记在了向明的账上。

第四件事：1954年初，中央酝酿加强高岗为主席的国家计划委员会的领导班子，主持中央组织部工作的饶漱石曾向中央建议抽调向明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副主席，这也被认为是饶漱石想用向明作为同高岗搭桥建立联盟关系的工具。

第五件事：这是最关键的一件事，导致毛主席彻底失去对向明的信任。

1954年2月6日，中共中央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上对高岗、饶漱石破坏党的团结的行为作了严肃的批评。并在2月中旬分别召开了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37人、重要工作人员40人参加的关于高岗和饶漱石问题的两个座谈会。向明参加了七届四中全会，但在揭批高、饶的反党罪行时，被认为态度暧昧、发言空泛，没有如会议对他预期的那样揭出更为严重的问题。

毛主席在听取会议汇报时曾讲：“向明我支持他，他不支持我。”毛主席的话是有所指的。1952年，山东省委在“三反”运动中向中央打报告，要求处理代理省政府主席郭子化的贪污问题，毛主席支持了向明山东省委，撤销了郭子化的党内外一切职务，调离山东，去上海任华东行政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

1954年3月21日至31日，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于北京隆重召开。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共召开的首次全国代表会议。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决定将二人开除党籍，并撤销他们在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全国代表会议结束后，中央政府派遣周恩来、罗瑞卿同志前往东北局，主持召开了东北局扩大会议，进一步揭露和批判了高岗的反党行为，并妥善处理了东北局的相关问题。进入4月初，华东局在陈毅同志的领导下，亦召开了扩大会议，对饶漱石的反党活动进行了深入的揭露和批判。同年6月，中央政府派华东局第二书记陈毅同志和中纪委副书记钱瑛同志前往山东，对向明同志与高岗、饶漱石的关系以及向明在山东的工作表现进行了细致的检查。

在离京之际，陈毅同志特地就向明事件的处置办法向毛主席请教。毛主席对于山东局势的严重性深表关注，他向陈毅同志指出：“每当我乘坐火车途经济南，总是怀着一份敬畏，不敢轻易下车。”但又说：“自当如此，你在山东调查向明的问题时，务必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切勿因我的个人因素而有所偏颇。”此时，毛主席已对向明作出了最终判断，其命运似乎早已注定，难以逃脱劫数。

陈毅在处理向明问题时，起初态度极为审慎，他提出了数种可能性，并请大家共同进行分析与权衡。一是向明总体而言是一位优秀的同志，然而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二是向明整体上表现不佳，却仍具备诸多优点；三是向明倾向于建立个人势力，甚至参与了高岗、饶漱石的反党活动。

分局的委员们普遍认为向明同志总体上是位优秀的同志，然则亦存在瑕疵，尤其是自进城以来，他身上逐渐滋生了骄傲与自满的态度。

陈毅向山东分局的委员们指示：务必与向明同志保持密切沟通，诸位与他并肩工作，应适时劝其进行自我反省。所谓“提起来千斤重，放下去四两轻”，关键在于真诚的自我批评。

随着对向明问题的审查即将画上句号，陈毅明确指出，这一问题的核心已基本厘清。他在干部大会上发表观点道：“回顾过往，华东局曾坚定地站在向明同志一边。此次对向明问题的审查，与其说是对山东分局的审视，不如说是对华东局工作的全面检视。”

在会议结束后，陈毅同志便找来向明同志进行了一次深入的交谈。他明确指出，向明同志所涉及的问题已经得到了彻底的调查与核实，并将此事如实向中央进行汇报。同时，陈毅同志还征询了向明同志的个人看法，并承诺将这一意见一同提交中央。

陈毅等人在六月末重返北京，向中央进行工作汇报。转至七月之中，他们在返回上海的途中途径济南，不禁对山东分局的副书记们致以诚挚的问候，言辞中透露出几分无奈。中央认为向明问题严重，其参与高、饶反党联盟的行为不可忽视，因此决定分局书记的职务不宜再继续担任。鉴于你们与他共同工作，也将受到轻微的处分，否则向明将难以心悦诚服。我先行返回上海，随后将赴山东，以解决那里的诸多问题。

鉴于中央已明确方针，8月初，陈毅同志返回山东，依照中央的指示，主持召开了中共山东省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旨在解决向明同志的问题。经过充分讨论，会议最终通过了决议。经调查确认，向明涉嫌参与“高、饶反党联盟”，在山东擅自建立独立势力，推行了农村的富农政策和城市的资产阶级路线。他对抗上级指示，压制基层民主，实施打击报复，排斥异见者，行事蛮横，不容他人触犯。因此，对向明及山东分局的若干负责人实施了严格的组织处分，此事遂演变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山东党内首例重大冤案。

向明其人

1954年春季，陈毅在离开北京之前，向毛泽东请教如何处理向明的事宜。毛泽东回应道：“每次乘坐火车经过济南，我都宁愿不下车。”此言中蕴含的含义及背后的担忧，至今仍是个未解之谜。回顾1952年10月，毛泽东曾赴山东考察，在济南和曲阜等地停留了两日，并参观了历史文物。然而，为何到了1954年，他的态度会有如此转变？或许在毛泽东看来，向明既与刘少奇有关联，又与饶漱石有联系，但并不属于他自己的势力范围。

1955年3月31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正式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在此次会议中，高层领导明确指出：饶漱石持有的右倾投降主义思想，对山东省的工作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这主要是因为前山东分局的代理书记向明，他不仅是饶漱石反党活动的坚定支持者，而且还是他右倾错误的忠实执行者。向明还炮制了“山东特殊”的错误论调，在多个层面抵制中央的指导，甚至在饶漱石离职后，仍抗拒中央华东局的领导。他故意标榜独树一帜，将山东变为了一个独立的小王国。

会间毛泽东插言：“至于饶漱石、向明与杨帆之间，亦未见他们之间有何明文约定。因此，认为缺乏书面协议便不能构成联盟的观点，实属不当。”于是，向明被高层正式确认为饶漱石最为忠实的追随者，他的个人政治悲剧亦由此缓缓拉开帷幕。

向明是农民之子，之所以走上革命路，这与少年时代因贫穷失学、过早走向社会而备受凌辱有关，不平等的社会现实让少年向明产生抗争的思想。青年时代在接触马列主义思想和共产党人后，向明迅速成长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据当年在青岛接触过青年向明的人回忆，向明就是一个书生形象，“一副清瘦的面庞，整天笑嘻嘻的，经常穿一件长袍，腋下总是夹着几本书。”向明酷爱读书，经常去段亦民烈士家借书阅读。段亦民对别人夸奖他 “很远见有志气， 学习刻苦，文采斐然，能言善道，少年老成，能成大器。”

在山东白色恐怖最为严酷的时期，向明毅然加入党组织。彼时，共产党人要么惨遭杀害，要么屈服变节。向明入党后，他积极投身工作。即便被捕入狱，遭受严酷的刑讯，他依然坚守党的秘密，最终被判处7年监禁。抗战爆发后，党组织将他保释，经过严格审查，他立刻重返战场，不惜生死，为党的事业奋斗不息。

新中国成立以来，向明始终秉持着战争时期那股敢于担当、勇于面对挑战、埋头苦干、深入基层、勤于调研的革命精神。他常常言道：“投身革命事业，便需具备一种忘我奉献的精神。”尽管他饱受严重胃病的折磨，时常发作的剧痛令人难以忍受，但他从未因此懈怠工作。除非有外出任务，他总是一心扑在办公室里，埋头苦干，常常工作至深夜，尽管家仅咫尺之遥，却鲜少回家。

向明平易近人，从不摆架子，他对待警卫员、保姆，就像一家人一样，关心他们的生活和学习情况。他经常在生活方面资助他们，送他们衣物和生活必需品。向明关心别人，胜过关心自己，这也是有口皆碑的。与向明共过事的老同志回忆说，“一次陈超同志向他汇报工作，当他得知陈超同志也患胃病，就当场把自己服用的贵重胃药送给陈超同志。后来得知组织科长矫枫同志也有胃病，就又给矫枫同志送了胃药。同志们都很感动。”

“即便不让我留在党内，我亦要革命至终。”他不断重申，无论何时，都将“服从党的所有利益，维护党的坚强团结，绝不容忍损害共产党员的崇高荣誉。”

向明所遭受的不公，实乃常人所难以想象。在这漫长的8年审查期间，起初，家属甚至不得探望。直至后来得以探视，他泪流满面地向家人倾诉：“在旧社会，我不过是个贫苦的孩子，是党将我从深渊之中拯救出来。党，是我的生命之恩人，我始终将党视为父母，将革命视为家园。我从未做过有损于党的事，更无反党反人民的罪行。”他坚信，党终将查明真相。1962年，他终于被解除隔离审查。

1963年，河北省委通知他，山东省委对原来给他认定的“以向明为首的反党宗派集团”的结论予以甄别平反，他一方面感到高兴，同时也认为，参加 “高饶反党联盟”的问题，党早晚也一定会实事求是地予以解决。他积极向组织要求分配工作和参加党的组织生活，在住处打扫公共卫生做好事，给小学生讲党史。

1966年五月，组织将他派往石家庄，担任河北省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究所的副所长一职。他毫无抵触情绪，一如既往地全力以赴，投身于党的服务工作。从中，不难窥见他坚定的党性观念与崇高的思想境界。

接踵而至的“文化大革命”让向明在劫难逃。作为刘少奇曾经的秘书和饶漱石的“最重要追随者”，一顶顶“反党分子”、 “走资派”、“叛徒”的帽子又扣在向明的头上，无休止地揪斗、围攻、抄家、关牛棚，甚至被殴打和假活埋，使他的身心备受摧残。即便身处困境，向明依然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公正、负责地为众多遭受迫害的老一辈同志的历史进行证言，澄清种种疑点，从而帮助他们早日获得自由。这充分体现了共产党员坚定不移的党性原则与高尚的个人品格。

1969年，向明被下派至平山县的五七干校参与劳动。即便年事已高，体态衰弱，他依然不遗余力地与年轻人并肩，抢着承担起繁重的农活，甚至主动请缨，攀登脚手架参与房屋建造。他时常关怀、援助身边的同志，一旦发现同事家中经济拮据，便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慷慨解囊。他自费购置了理发工具，为同事们提供便利。由于干校中缺乏报纸，他又自费购置了半导体收音机，供大家共享信息。此外，他还自费购置了一套木工工具，为同事们制作桌椅板凳。同年10月，在推小车进行劳动时，他不幸两次跌倒，导致半身麻木，出现了中风的症状。然而，直到病情恶化，他才被批准入院治疗。由于治疗延误，1969年12月18日，向明在病榻上含冤离世，享年60岁。

明逝之后，其长女东梅便前往干校整理父亲遗留的物品。在供给制实施期间，我仅收到了公家发放的一床陈旧的军毯以及一些简陋的生活必需品。巨东梅回忆道：父亲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战士。

数十年后，当年山东前省长赵健民在处理向明专案时指出：“关于所谓的‘反党集团’，其组成方式、成员间的关联以及反党的动机，这些问题即便是最先提出存在‘反党集团’的人，也无法提供任何确凿的事实依据。”

1981年4月2日，中共河北省委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为向明同志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邓小平、李先念、陈云、 胡耀邦、方毅、谷牧、黄克诚、张鼎丞、蔡畅、姬鹏飞、张爱萍、黄火青、季方等同志以及中央有关部门，山东、河北两省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省军区以及山东省临朐县委都送了花圈。宋任穷同志、山东省委书记高克亭等向明同志在京的生前友好300多人，参加了追悼会。中共河北省委在悼词中评价道：“向明同志是我们党的一位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忠诚战士，是我党的优秀党员，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的逝世是我们党的一大损失。”

回顾向明的一生，他始终是一位坚定的共产党员，对党的事业忠贞不渝，未曾有过背离党的行为；他对毛主席的忠诚亦始终如一，未曾显露丝毫反对之意。向明的一生正如其名，怀揣着对光明的向往，不懈地追求真理，坚守信念，绝不动摇，其人格之坦荡，令人敬佩。他刚毅不屈，贫贱不能移其志，堪称世间大丈夫，人间真君子。

在1942年临朐的无人区，向明的亲人几乎悉数饿殁，唯有传言中提及一个弟弟侥幸存活。向明的二哥巨佩之，于1939年投身革命，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了临朐县解放后的首位县长。后来，他担任了山东文史馆的副馆长。遗憾的是，由于与向明的关联，在文革期间，他遭受了极端的迫害，最终在1975年含冤离世，其骨灰安葬于临朐县的朐山烈士陵园。向明与妻子方俊育有四个孩子，长女巨东梅于1964年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现活跃于北京新四军研究会。至于其他三个孩子的名字和现状，目前尚未有公开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