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6月，四川懋功，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终于会师。长征路上这场两大主力的汇合，本该让所有人心头都燃起对革命的憧憬与希望。可就在这看似大好的局面下，一场意想不到的危机却浮现出来。

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张国焘，野心滋长，他与中央红军在战略方向上出现严重分歧，并公开觊觎红军的最高指挥权。这场潜在的分裂，让毛主席后来回忆起来，是他“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刻”。

而更令人始料未及的是，在这紧要关头，中央红军中四位备受信赖的高级将领，竟然选择了支持张国焘。他们为何做出这样的选择？毛主席在危机之后，又将如何处置这些一度站错队的将领？这其中牵扯出的故事，或许能揭示毛主席领导艺术的精髓。

分裂迷局：北上与南下

长征途中，中央红军一路血战，兵员和装备都已大幅缩减。与之相对，红四方面军则兵强马壮。这种悬殊的力量对比，让张国焘滋生出“谁的枪多谁当老大”的念头。他开始公然挑战中央，试图独揽红军指挥大权。

毛主席为顾全大局，曾忍痛退让，同意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希望平息这场内部争执。但张国焘并未因此收敛，反而变本加厉，推动红军走向分裂。

最大的分歧在于未来的战略方向。毛主席坚持北上陕北，他的理由很清晰：陕北是国民党控制的薄弱地带，红军在那里能够休养生息；复杂地形有利于抵御敌人围剿；更重要的是，陕北靠近抗日前线，红军可以尽早投身抗日，争取民心。

张国焘则力主南下川康。他认为那里物产丰富，易于部队补给和扩充。他短视地判断陕北贫瘠，容易被国民党包围。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南下战略彻底失误，导致红四方面军在南方遭遇重创，根本无法站稳脚跟。

站队背后：情与理的较量

在这场决定红军命运的路线斗争中，四位中央红军的重要将领——何长工、罗炳辉、李卓然、邵式平——做出了让毛主席深感意外的选择。他们的支持，有的是对张国焘南下理论的误判，有的是受当时复杂局势的影响。

何长工与毛主席情谊深厚。当年在井冈山，毛主席亲自为他取名“长工”，寓意为中国人民扛一辈子长工。他曾是毛主席最得力的助手，从秋收起义到促成“朱毛”会师，立下汗马功劳。可懋功会师后，何长工选择公开支持张国焘的南下主张。尽管毛主席苦口婆心劝说南下是错路，他依然坚持了自己的判断，让毛主席十分痛心。

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的支持行为则更为严重。在张国焘密谋分裂红军之时，罗炳辉不仅明确站队南下，甚至将一位战友写给朱德总司令的重要情报，私下转交给了张国焘。这无疑是他革命生涯中的一个重大污点。

李卓然是党内老同志，1920年就和周恩来一起赴法留学。1929年回国后，他曾担任毛主席办公室主任，在毛主席低谷时期给予不少关怀。遵义会议上，李卓然也曾坚定支持毛主席。但在1935年会师后，他同样犯了错误，选择支持张国焘的南下路线。

邵式平是毛主席口中的“邵大哥”，他与烈士方志敏齐名。长征时，他担任红五军团工作部部长。懋功会师后，邵式平所在的红五军团被划归红四方面军指挥，他因此跟随了张国焘。在阿坝会议上，邵式平也发言支持南下路线，走了弯路，这成为他终身的遗憾。

除了这四位，红四方面军的另一位主要领导人陈昌浩，最初也支持南下，态度在危急关头摇摆。直到南下战略彻底失败，红四方面军损失惨重，陈昌浩才幡然醒悟，与朱德一道反对张国焘的错误路线。然而，1937年他带领西路军在西北遭遇惨败，几乎全军覆没。陈昌浩为此承担主要责任，最终被调离军队，再也没能回到战场一线。

历史回响：宽恕与重用

张国焘的南下策略最终以失败告终。红四方面军在南方难以为继，损失惨重，被迫放弃南下，最终转向北上。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红二方面军与中央红军在陕北成功会师，标志着漫漫长征的胜利抵达终点。

经历这场巨大波折，毛主席展现出非凡的宽广胸襟和战略远见。他对那些曾一时走错方向的将领，没有过多苛责，而是选择了理解、宽容和信任。

何长工回到延安后，深刻反省了自己的错误，中央也接受了他的检讨。虽然他此后基本调离了一线作战部队，但他长期从事后勤和教育工作，默默为新中国培养了大量骨干。晚年，何长工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位列副国级。

罗炳辉认识到错误后，同样向中央作了检讨。毛主席不仅接受，更表示愿再给他一个机会。罗炳辉此后痛定思痛，全身心投入革命。1938年，他受命前往皖南指挥新四军作战，创造了著名的“梅花桩战术”。1946年，他还在枣庄战役中指挥解放军歼灭了两万多国军。不幸的是，罗炳辉将军同年因积劳成疾病逝。新中国成立后，他被追认为36位军事家之一，这是对他革命生涯的最高肯定。

李卓然虽在会师后支持了张国焘，但毛主席并未因此过多追究。他与朱德一道，最终带领队伍北上，为党和红军立下赫赫战功。建国后，李卓然继续发挥重要作用，曾担任马列学院院长、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等职。

邵式平回到延安，对自己曾经的错误深感愧疚，甚至觉得自己无颜面对毛主席。可毛主席表现出极大宽容，宽慰他：“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

这番话无疑是邵式平继续前行的巨大动力。此后十几年间，他担任了党内多项重要职务。1949年，邵式平被指派主持江西省政府工作，成为江西省的首任省长。1956年，他还当选中央候补委员。

笔者以为

毛主席在1944年4月《学习和时局》一书中提到，长征前红军主力近30万，到1937年仅剩3万余人。这样巨大的损失，国民党的围剿是主因，张国焘的个人私利也难辞其咎。

可即便在党面临分裂的至暗时刻，毛主席依然展现出宽广的胸襟和对团结的执着。他没有因为同志一时的错误而放弃他们，反而以极大的耐心与信任，给予他们修正错误、继续为革命奋斗的机会。

正是这种非凡的领导艺术和人格魅力，使得中国共产党在最艰难的时刻，依然能凝聚人心。他这种“宁肯自己受委屈，也不愿委屈同志”的胸怀，铸就了他独特的领导风格，也为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回望那段历史，毛主席在关键时刻展现的容人之量，无疑是革命能够最终成功的深层原因之一。您认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