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7月23日，毛泽东于庐山之巅发表重要讲话。

庐山会议旧址，1959年8月摄

朱德在阅读

1959年6月30日的拂晓时分，庐山披上了一层朦胧的晨曦，山势雄伟，晨雾缭绕。一列车队沿着蜿蜒于山腰的新铺公路缓缓攀升，而在这支车队中，一辆苏式“吉姆”轿车正缓缓行驶，车内坐着朱德将军及其孙子朱和平。大约6时多，车队穿越了日照峰隧道，在熹微的晨光中抵达了牯岭上的359号别墅。这栋别墅曾是当年国民党江西省主席熊式辉的私宅。

朱德赴庐山，旨在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此次会议原定目的在于梳理1958年“大跃进”及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经验与教训，并持续纠治已察觉的“左”倾偏差。朱德将其视为一次常规的工作会议，因此计划携带孙辈一同前往，一睹庐山的真实风貌。

在那日，江西省委的首位书记杨尚奎特地前去看望朱德。朱德心情愉悦，精神焕发，兴高采烈地表示：“这是我第二次攀登庐山之巅。”

原来，在1927年6月的尾声，当时的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以“礼送”之由，促使南昌市公安局局长朱德离开南昌。朱德遂前往武汉寻找党组织。然而，途中不幸被敌人跟踪，于是他转道九江，拜访了昔日的护国军战友、第九军军长兼赣北警备司令金汉鼎。在金汉鼎的陪同下，朱德得以前往庐山“游憩”，成功摆脱了跟踪者的“尾巴”。

彼时形势紧迫，朱德匆忙踏上庐山，无暇顾及山色之美。转眼三十二年过去，此次重返庐山，环境已焕然一新，心情亦大相径庭。

七月，庐山的云彩变幻尤为迷人，历来都是胜景古迹的集中地，诸多文人墨客在此留下了流传千古的佳句。与会嘉宾中，不乏学识渊博之士，面对这绝佳的时光与美景，怎能不激发出诗意的灵感。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董必武，作为一位前清举子，自是触景生情，挥毫泼墨，创作了一首七律《初游庐山》。

7月7日，朱德在品读董必武的诗作之后，依照原韵创作了一首和诗。

“庐山真面何难识，

扬子江边一岭奇。

公路崎岖开古道，

林园宛转创新陂。

行游险处防盲目，

向导堪称指路碑。

五老峰前庄稼好，

今年跃进不须疑。”

在诗篇中，朱德展现出的心境显得轻松而乐观。同时，从诗中也可窥见，尽管朱德对“大跃进”期间出现的“共产风”和“虚夸风”持有不同意见，但他依然怀揣着对“大跃进”高速发展的期待，希望其能助力国家摆脱一穷二白的困境，使“五老峰前庄稼好”的崭新景象遍布各地。

7月2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会议，会议确定了19项议题，并已将这些议题印发至与会各位。

7月3日，与会代表们依照地域划分，分为东北、西北、西南、中南、华北、华东等六个大组，针对19个议题展开了深入的座谈与探讨。中央机关的同志们被分配到各个小组中，朱德同志被分配至中南组。

中南组的会议场地选在了东谷河畔的一座小巧的教堂之中，与昔日蒋介石所居的美庐隔河相映。

会议氛围洋溢着轻松与和谐，与会者们严谨而投入地交流着各自的情况，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白日里，日程安排了开会、阅读书籍、审阅文件等活动，而夜晚则安排观赏戏曲以放松身心。更有甚者，在早晚时分，众人或漫步于山间小径，或攀登高峰，欣赏日出之美。因此，毛泽东与参会者皆将此次会议誉为“神仙会”。

7月6日，朱德于中南组会议中发表讲话。他直言不讳地表示：

“去年的成果堪称辉煌。然而，对农民这一既是劳动者也是私有者的双重身份认识不够，推行‘共产’制度过早。食堂应坚持自愿参与的原则，并实施经济核算。即便食堂全部关闭，也不见得是坏事。我们的目标是让农民走上富裕之路，而非让他们陷入贫困。农民一旦富裕起来，有何可惧？毕竟，他们不可能变成富农。这关乎五亿人口的安定问题。”

朱德的讲话，语气平和不失坚定，所表达的观点尖锐有力，颇具分量。

那时，农村的公共食堂被誉为“共产主义的标志”，“共产主义犹如天堂，人民公社则是通往那片乐土的桥梁”。设立公共食堂，推行“免费就餐”制度，被赞誉为群众自发创造的“新鲜事物”，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对它的批评与否定，仿佛是在触碰马蜂窝。

朱德敢于直面这一重大且敏感的话题，勇于表达“过早推行‘共产’政策可能并不适宜”，“‘免费吃饭’的设想并不现实”，“即便食堂全面关闭，也未必是件坏事”，这种直言不讳的态度体现了他的政治勇气。

朱德对于“大炼钢铁”的运动，持有保留态度。他直言不讳地表示：

“说到工业领域，主要问题在于大炼钢铁运动中出现了混乱。指标设定过高，各地纷纷盲目跟进，结果并不划算。”

此举无疑是在触犯众怒，因为当时，“大炼钢铁”被视为“大跃进”的核心任务，是“超英赶美”战略的具体实践。对“大炼钢铁”提出任何质疑，都被视为对“三面红旗”方针的质疑。这无疑是在冒险挑战政治底线。

朱德提出这些观点，并非心血来潮。它们源于对中国国情，尤其是农村现状的深刻洞察，以及对国家发展及人民福祉的真挚关怀。实际上，在登上庐山之前，朱德便屡次提出这些意见，屡次“为民发声”。

自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落幕，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航向偏离了党的八大会议确立的正确航向，遭遇了一次显著的转折。这一转折，便是1958年至1960年间的三年“大跃进”。

1958年五月，中共中央于首都北京召开了八大二次会议，会议批准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力求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会议结束之后，“大跃进”运动迅速进入高潮阶段。

同年八月，中共中央于北戴河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此次会议上，确定了1958年的钢铁产量目标，要求其比前一年翻一番，力争达到1070万吨。

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该决议明确指出：“在我国，共产主义的实现已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未来愿景”，“人民公社将是构建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至共产主义的最佳组织形态”。

会议结束后，一场全民参与的大规模炼钢运动以及全国农村广泛推行的人民公社化运动，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如火如荼地展开。

运动伊始，朱德先生同样怀揣着满腔热忱。他坚信，总路线能够极大地激发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助力我国迈向富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宏伟目标；“大跃进”将加速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助力我国摆脱“一穷二白”的落后形象；人民公社则是通向社会主义并过渡至共产主义的最佳组织形式。基于此，朱德先生亦多次强调总路线、“大跃进”以及人民公社的重大意义。

朱德同志深谙实际，经多次深入调研，逐渐洞察到诸多问题。特别是对于各地盛行的设定过高指标、追求速度、盲目指挥、夸大其词以及“共产风”等现象，他产生了深深的疑虑，认为这些做法有悖于客观经济规律，严重脱离了实际。

1958年秋季的后期，在考察太原钢铁厂期间，他强调指出：工业生产不能仅追求产量，更需关注产品的种类与品质。若产品质量不佳，导致产品难以销售，长期积压于仓库，无疑是资源的极大浪费。

11月14日，朱德在巡视天津大沽化工厂之际强调，构建人民公社的过程，不宜采取强制性的命令措施。应着眼于实际能力，能够完成的任务即刻付诸实践，而一时难以实现的，则可以逐步推进。速度的快慢应基于实际情况来决定。

12月10日，朱德向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强调：“务必重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此举对人民公社乃至全国经济的繁荣与发展至关重要。”

翌日，朱德在审阅河南省委的工作汇报时，发表言论道：

“关于实现共产主义的进程，我们是否应过于急切？显然，当前的条件尚未成熟，急于求成并不可取。在大炼钢的过程中，我们确实遇到了一些问题，这要求我们从中总结经验，以便找到适合的发展道路。公社化的步伐可以适当放缓，不必急于一时。尽管有些人渴望更快地前进，但我们必须遵循客观规律，单纯追求速度是行不通的。”

面对那股肆虐一时的“共产风”，1959年1月30日，朱德在考察广东省良口人民公社时指出：“共产主义的实现并非轻而易举，切勿急功近利。”朱德对公社大规模推行公共食堂、“吃饭不花钱”的做法抱有疑虑。

朱德对于农业生产中的盲目指挥深表不满，他曾在一次与身边工作人员的交谈中愤慨地表示：“一亩地施肥竟达数十万斤，播种量高达上千斤，这岂不是疯狂之举！”在面对此类问题时，他的态度始终保持着冷静与实事求是。

5月27日，朱德同志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董必武、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林枫一同启程，前往我国东北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进行实地考察。在旅途中，朱德同志多次重申，必须纠正“大跃进”以及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所暴露的“左”倾偏差。

6月1日，在听取抚顺市委负责人关于工作汇报的过程中，他指出：若人们失去家庭，且生活资料不归个人所有，那么他们便难以激发出生产的积极性。以房屋为例，若房屋归个人所有，便能激发民众自行建造房屋的热情。“社会主义乃千秋伟业，家庭亦是千秋伟业。”

6月10日，在旅大市委举办的座谈会上，朱德强调：家庭的重要性不容忽视，一旦组建家庭，便需关注日常生活所需，包括衣、食、住、行。秋季，粮食将分配给社员，有意加入食堂者可自由选择，并实行饭票制度，自行支付费用；若不愿加入食堂，亦可选择回家自行用餐，享有充分的自由。

6月15日，朱德率领一行人抵达吉林省进行实地考察。翌日，在聆听吉林省委的汇报过程中，朱德强调：“‘吃饭不要钱’的做法并不可取。”他指出，食堂就餐往往会导致食物浪费的增加，而摒弃“大锅饭”的做法则能显著减少资源的浪费。他认为，唯有当生活资料归个人所有并由个人自主支配，才能激发人们的积极性。他坚信，这一政策应保持稳定，至少需要维持十年乃至二十年。针对部分人对农民富裕后可能导致资本主义发展的担忧，朱德表示，这种忧虑是多余的。因为生产资料掌握在集体和国家手中，农民的富裕并不会引发资本主义的出现。他坚信，群众的生活越富裕，就越能体现其美好。

6月20日，朱德率领的代表团抵达黑龙江进行视察。在返京之际，他对省委的相关负责人进行了直言不讳的批评，针对“大跃进”期间兴起的“共产风”现象，朱德表示：

“去年虽买了十几包，但终究无力全部承担，于是决定让民众自行处理。生活必需品应掌握在自己手中，改善生活同样需要依靠个人的努力，而非依赖国家。全国拥有六亿人口，又怎能由一人独揽？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其重要性不容忽视。面对众多老人与孩子，若无家庭的支撑，责任又该由谁承担？”“唯有家庭稳固，社会才能在各个方面保持稳定与巩固。”

朱德心怀坦荡，素来坦诚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自登临庐山以来，他屡次阐明个人立场，就时局、成就及不足与错误之处，畅谈己见。

在庐山会议召开之际，朱德与众多省（尤其是中南地区各省）的领导们进行了多次深入交谈，旨在掌握一线动态，并在此过程中提出了诸多见解。这些观点主要集中于对“大跃进”及公社化运动中存在的“左倾”偏差进行反思与批判。

7月8日，朱德对江西省委书记刘俊秀讲话。

“我们应当关注如何让农民富裕起来，而不是担忧他们是否会陷入贫困。许多领导干部对此认识模糊。我的观点是，农民应当富裕起来，至少要比过去的富裕农民还要富有。我们应当鼓励他们个体家庭和整个县域逐步走向富裕。对于他们可能走向资本主义，我们无需过分担忧，这是不会发生的。”

7月9日，他向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明确指出：

“去岁最为显著的两项举措，其一为大规模的钢铁冶炼，其二则为公社化运动。然而，这两项计划并未能如预期般顺利推进。私人所拥有的坛坛罐罐尽数收归公有，农民的家务劳动亦随之消失，由此给国家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如今，我们应重新审视并调整策略，首要任务是恢复农民的家务劳动。”“对于公社成员从事一些副业活动，我们是可以予以认可的。”“对于‘大锅饭’制度，我始终抱有疑虑。毕竟，众多人的家庭事务并非易事，难以妥善管理。”

7月11日，朱德同志在与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的会面中提到：

“农民既是劳动者，亦是私有者。他们深知，家中自炊之食胜过公共食堂，能将粮食合理储存，同时饲养猪、鸡、鸭等家禽。表面上看似保留了私有制，实则是对公有制的有益补充。适度保留私有制，鼓励家庭副业的发展，方能激发农民的积极性，促使他们生产更多物资以供给市场，否则生产将无从谈起。”

“去年我们因‘大锅饭’而消耗了大量物资，这无疑是一记沉重的教训。”

“去年全民参与的大炼钢铁运动实属不妥，不仅造成了高达20亿的经济损失，更严重的是，它延误了其他重要事务的进展。”

在热烈讨论纠正“左”倾错误之际，7月14日的一件事件悄然改变了会议的轻松氛围，这种变化虽细微，却不容忽视。这起变化源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彭德怀所写的一封信。

面对国家当时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彭德怀内心深感忧虑。随着庐山会议的即将落幕，他愈发觉得有必要直言不讳。14日下午，他毅然将一封亲笔信呈递给了毛泽东。信中，彭德怀首先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得失进行了客观评价，随后勇敢地提出，应认真梳理1958年“大跃进”及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成败经验。

彭德怀的来信，系基于深入实地调研与深思熟虑所撰写，真实地反映了当下的实际情况以及广大民众的期盼与诉求，彰显了一位资深共产党员对党和人民深切的责任感。然而，此信却引发了毛泽东同志的强烈不满。

7月16日，毛泽东为该信拟定《彭德怀同志意见书》的标题，并将其分发至大会，旨在引导大家对该信的性质进行深入探讨。然而，在随后的讨论中，仍有众多与会者对该信的核心观点表示了认同。

在同一天，毛泽东下令发放给彭德怀的信件之际，朱德便对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表示：“你们省份内有百分之五的社员希望返回家中，应当予以准许。切勿对他们施以标签，亦不可加以歧视。”

又说:

“去年所遭遇的困境，并非责任在基层，症结在于‘跃进’的步伐过于急促，甚至在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强行推进，例如大炼钢铁。去年实为以金钱换取经验的过程。若非当时推行‘大锅饭’制度，继续维持如高级社的模式数年，农业发展必能令众人满意。至少，肉类、家禽和蛋类将不再是稀缺之物。”

“在公共食堂的建立与撤销过程中，党团员始终发挥着先锋模范作用。我们必须深入剖析农民的心理状态，向他们阐明情况，并鼓励他们展开讨论，否则将无人敢于发声。”

7月17日，朱德在小组会议中发表见解道：“过往的不足之处在于，我们曾盛行‘共产风’，忽视了生活资料应归个人所有的原则。唯有认可生活资料归个人所有，并实行多劳多得的原则，方能激发农民的生产热情。”

7月20日，朱德在小组讨论中郑重指出：我们必须再次重申，助力农民构建家务的必要性。无论是在工矿企业还是公社之中，都必须强调经济核算的原则，个人亦应培养经济核算的观念。唯有如此，我们的生活才能更加宽裕，生产与生活才能得到妥善的安排。

7月23日，朱德接到通知，去出席全体会议。一到会场，朱德就感到会议气氛很严峻。他听到毛泽东说：“大家已经讲了很多，能否给我一点时间，大约一个小时？我已经服用了三次安眠药，却依然无法入睡。”

在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一篇激情洋溢、言辞激烈的演说，对彭德怀所写之信进行了严厉的驳斥。他指出，党内外的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和右倾活动正日益蔓延，呈现出一种猖狂进攻的态势，这显然是资产阶级的行为。在此过程中，毛泽东还特地提及了朱德的名字。

食堂确实是一项有益的设施，无可非议。我赞同我们应当努力将其办好，鼓励自愿参与，确保粮食分配到户，节约的部分归个人所有。总司令，您的观点我表示赞同，但我与您的看法略有不同。我认为，食堂应当适度开放，既不宜过于封闭，也不宜过分扩张，我自认为是站在中间立场。科学院昌黎调查组对食堂的评价过于片面，只抓住一点，而忽略了其他诸多益处，这颇似《登徒子好色赋》中所用的手法。

在战国时期，辞赋大家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描绘了一位自诩完美无缺、攻击他人却只抓住一点不放的人物。毛泽东借用这一典故，用以驳斥那些对推行公共食堂和“大锅饭”制度提出批评的声音。

显而易见，这番言论是在对朱德进行批评。在小组会议中，朱德曾多次发表“即便食堂全数倒闭也无妨”的观点，此言深植于毛泽东心中，却激起了他的不悦。

尽管毛泽东曾对他的劝诫置若罔闻，朱德还是在当天的小组讨论中坚持探讨“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中的疑点，并指出：尽管去年农业产量颇丰，但粮食供应仍然紧张，其根本原因在于集体就餐制度导致浪费。他说，对于优质粮食，人们能享用；而对于劣质粮食，则往往被浪费。农民对私有制较为适应，如果采取分散消费，或许能更有效地节约资源。

随着话语的渐渐深入，朱德察觉到众人的焦点已从总结教训转移，转而集中在围攻彭德怀的信件上。这才让他深刻领悟到，在毛泽东的发言之后，会议的航向突然发生剧变，从纠正“左”倾偏差转变为批判彭德怀的右倾错误，进而深入清算他的历史旧账。

面对这波云谲波诡的局势，朱德虽对彭德怀有所指摘，却始终把握分寸，未随意加罪，且屡次强调彭德怀信件中的积极因素及其卓越的作风。

7月25日，朱德在第四小组会上发言。

“彭总的来信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彭总的观点实则存在偏差。”

彭总在生活中倡导节约，其艰苦朴素的精神，无人能出其右。对于经济建设，彭总同样怀有深厚的关切，只要我们能够纠正错误观念，便能在工作中取得更加优异的成绩。

7月26日，彭德怀于大会之上进行了自我“检讨”。当日下午，于分组讨论彭德怀的“检讨”之际，朱德在小组会议中发表观点：“彭总在发言时的态度颇为端正。我坚信，他的言辞是真挚而畅快的。”

7月31日至8月1日，中共中央召开了一次政治局常委会议，由毛泽东亲自主持。会议持续了六七个小时，主要议题是对彭德怀进行揭发与批判。毛泽东还特地通知了未能亲自参加会议的林彪，要求他赶到庐山参会。此外，他还提议，若陈云的身体状况允许，也请其上山参会。然而，由于陈云身体状况欠佳，最终未能出席此次会议。

平时怕风、怕光、怕水，躲在北京毛家湾1号的林彪，此时却像援兵一样于7月29日上山，成了“批彭”的急先锋。他大骂彭德怀是野心家，青年时曾起名“彭得华”，就想得中国。他大喊：

“在中国，毛泽东堪称当之无愧的英雄，无人能够望其项背！”

在首日会议中，朱德保持了沉默，未公开发言。翌日，朱德依旧展现出和缓的姿态，其言辞缺乏激烈情绪，并未直击要害，此举却引发了毛泽东的不悦。在朱德尚未言尽之际，毛泽东便不待其说完，便抬起了腿，用指尖轻轻挠了几下鞋面，以“隔靴搔痒”一词表达其不满，显然是指朱德的言辞未能触及问题的关键所在。

听闻毛泽东如此一番话语，朱德立刻中止了自己的发言。目睹彭德怀因直言不讳而在会上遭受严厉的指责，他的内心深感不安。朱德并非趋炎附势之辈，亦非善于运用花言巧语为自己开脱之人。尽管他仍旧坚守自己的观点，却也深知无法左右毛泽东的决策。然而，他亦明白自己不能违背做人的原则。因此，直至会议结束，他始终保持着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