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全英，四川唯一健在的女红军，如今已104岁。

有些人误以为，那些参与过长征的见证者，如今都已是历史照片中的姓名了。然而，她至今健在，并且能够讲述雪山的凛冽寒风，以及与队伍失散后的流离失所。

童年苦难与加入红军

王全英于1921年诞生在四川阿坝州金川县安宁乡。那个时期，她的家乡仍然是一个地处偏僻的藏族区域，交通极为不便，消息往来困难重重，土地资源完全掌握在土司手中。

她一岁时父母双亡，从此没有了依靠。她的童年全部跟随着舅舅进入土司家做帮工，每天给马匹添加草料，为主人端送饮水，在寒冷的清晨劈砍木柴。

她五岁时，转到了刘家做帮工。干活的手变得粗糙，脚底常被磨破，走在石子路上总会起水泡。

在她的世界里，没有“玩耍”这个词，只有“差事”。

她偶尔会听到长辈们谈论外头的战事纷争，却不明白那些话语所包含的深意。她唯一能够确定的，就是自己永远无法像主宅的孩童那样接受教育。

1935年春季时节，意想不到的际遇降临到她身上。红军队伍正途经金川地区，他们是一支作风正派的大军，行进途中注重民众安宁，购物交易坚持付酬，并且主动协助当地居民搬运水源。

她第一次看见穿灰军装的女兵，那一刻，她怔住了。 红军女兵跟她年纪相仿，却背着枪，步伐整齐，眼神里带着光。

那个年纪，她才十四岁，红军来到村里，向民众宣传“贫苦阶层获得解放”的思想。她虽然听不懂那些词汇，但领悟到了一个核心，只要跟随他们行动，就无需再为他人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

“我要去”她心里反复说，她没有任何犹豫，也没有过多考虑，便随大部队前行，最终成为红四方面军的一员。

她刚加入部队时，职责包括引路、搜寻物资以及照料受伤的同志。金川和丹巴区域地势险峻，山路崎岖，她精通那些隐蔽的小径，常常在夜间带领队伍避开敌人的视线行进。

搜寻粮食尤其艰险，需要潜入地主或富裕人家存放粮食的院落，极有可能遭遇抵抗。她那单薄的躯体，却能够扛起沉重的米袋。在队伍里，她学会了识别方向、分辨枪声、照料受伤的战友。

这一年，她走过的山路，比过去十四年加起来还要多。

寒风中，她时常边行进边嚼着坚硬难咽的玉米糊，夜间则栖身于干草堆。有些人冻毙、有些人饿毙，她却咬紧牙关坚持下来。

长征中的坎坷与失散流落

1936年春季，军队在丹巴地带遭遇了敌人进攻。当天的战斗非常混乱，射击声、呼喊声和山谷的回响交织在一起。

她所属的队伍被迫各自逃生，她与少数几人穿越山脉意图绕过敌军封锁，却在山口遭遇伏击，最终完全与主力部队失去联络。

她不敢回家，红军撤离之后，金川的形势变得险恶，独自行动的红军成员或许会遭到追击，她和同伴只好向幽深的山林进发，经过无人涉足的雪山。

山里的风十分刺骨，食物已经吃完，只能吃树皮、嚼草根来填饱肚子。一个晚上，她的左脚变得冰冷僵硬，第二天早晨醒来时，一根脚趾已经失去知觉，最后坏死脱落。

连续数十天奔波，身体极度疲惫，队伍里有人生病，有人脱离了行列。她最终独自一人来到汶川县三江乡区域，全身冻得呈现青紫色。当地居民接纳了她，并且为她安排了容身之所。

在那地方，她遇见了影响她往后岁月的人，照壁村的刘富光。通过别人牵线搭桥，她嫁给了他，更换了新的身份，变成了村里妇人。

她从此不再提“红军”两个字，怕牵连，也怕旧事被人利用。

时日逐渐平顺，她着手耕种田地，悉心照料牲口，并承担起家务劳作。成家之后，她诞下五名幼儿，奈何彼时医疗状况不佳，最终仅存两位千金。

她非常看重学习，即便自身在市集售卖蔬菜、换取货币，仍坚持让女儿接受教育，大女儿最终在人民大学任职，小女儿则成为了一名医务工作者。

她左边的那只脚上，始终有一道明显的伤疤，每到寒冷的季节就会感到不适，行动时也显得有些迟疑，然而她却从不允许孩子们帮她承担繁重的体力劳动。她说：“能动就动，活着就得动。”

直到1984年，阿坝州当局核查老红军状况，才核实了她的“流落红军”资格。

她又被载入记录，可以领取老兵的抚恤金。她到了中年，经历了流离失所、改换姓名、家庭兴衰，却依然站得笔直。

落户后的漫长岁月与身份确认

在三江乡的日子，一开始并不轻松。土地是山坡地，产量低，水源远，走一趟要半个时辰。

王全英每天黎明前就到田里，用背篓搬运挖出的土豆、收割的青稞。收获期间，她的肩膀被磨破，手指出现裂口，但仍然坚持完成所有农活。

家中饲养了牛和鸡，这些是主要的财产。刘富光在田里劳作，王全英同时兼顾农活和家庭事务。

她从未向村里人提起自己曾背枪走长征，只说自己是外地来的苦命女人。

五个孩子接连出生，生活的压力陡增。那个年代，孩子成活率低，每一个能活下来的都像捡回来的命。

两个女儿得以存活，便一直牵动着她的心，她常常节省日常开销，用省下的钱给女儿购买书籍，还到集市上售卖鸡蛋，以此换取女儿的学费。

乡亲们看她认字有限，却依然保证孩子能去学堂，便说她“死脑筋”。她并不反驳，只在心底暗自思量：“我受过的苦，不能让她们再受。”

1970年那阵子，她的两个女儿各自通过不同途径继续深造，一个上了大学，一个读了中专。长女前往首都北京，在人民大学相关单位就职，幼女则留在本地从事医疗工作。

那几年，村里人提到她，总会说一句：“她闺女有出息。”

1984年，阿坝州当局着手对现存的红军老兵进行广泛调查。工作人员深入乡村，询问村民得知“有位老妇人早年从外地迁来”，于是前往她家进行核实。

王全英起初话不多，等见到调查员手上的那张红军旧影像，她便微微颔首。

查证工作历时数月，逐一核对部队旧档案，地方存档，当年红四方面军行军路径。最终，她的名字重新出现在“流落红军”名单上。

那日，村干部将文书交到她手中，她抚弄纸页，许久不语，只是深深地吐出一口气息，多年来默默承受的境遇，终于在此刻获得某种反响。

从此，她开始享受退役军人的生活补助。对她来说，这不仅是一笔钱，更是一种迟到的承认。

她明白，众多与她一同踏上长征征程的伙伴，多数已经长眠异乡，她能够存活至今，实属难得，更承载着使命。

百岁高龄的长征见证者

进入晚年后，王全英搬到都江堰干休所生活。房间里整齐地叠放着被褥，墙上挂着她年轻时的黑白照片，照片里的她，梳着短发，眼神坚定。

她还是坚持每天早起，即便行动不便，也会亲自整理床铺，修补衣服。缝纫工具箱是她经常使用的物品，就连疗养院的工作人员，也有时会向她请求帮忙缝制扣子。

二零二四年，她度过了百零三周岁的寿辰，新华社的记者专程前往进行报道，老人家安坐于庭院中的竹制座椅上，温暖的日光洒落在她的肩部。她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要吃苦，命才长。”

2025年6月，她已届104岁高龄，阿坝州相关单位送去了《雪域原文史——红军长征会师阿坝90周年专刊》以及红色民谣集，以此探望她。

那个时刻，她正浏览书籍，手指停留在一张合影上，视线凝视许久。旁人询问她是否认识画中人，她略带微笑回应。“都走了，只有我还在。”

在休养院里，她很少提及自己的过去经历，大多数时间都是默默地坐着，凝视着窗外树木的景象。有时候，会有学生团体前来探望，她才会用寥寥数语描述长征路上的艰辛情形。没饭吃，啃树皮，雪山风像刀割。

她的头脑很清晰，说起金川和丹巴，她马上就能讲出当地的地貌特征，甚至还能绘出部队行进的道路。那些道路在她的印象里，不只是图纸上简单的线条，更是许多同袍们走过的地方。

她从不抱怨自己的人生，反而觉得活到今天是“赚来的”。她说：“我多活一天，就多一个人能听到这段路怎么走的。”

她床边放着一双旧棉鞋，鞋底布满了细密的补丁，干休所的人员曾询问是否需要更换成新的她摇头，说：“补的更暖和。”

王全英的104年，经历了山河动荡，也见证了今日的安宁。

她以自身遭遇启示后人：历史并非虚无缥缈，而是由无数真实足迹构成，包含众多个体以生命代价完成的艰苦历程。她还活着，就是活着的记忆。

参考资料《新华网》在2024年6月29日的一篇报道中介绍了四川地区最后一位在世的女性红军战士王全英的情况，她现在已经103岁了，依然每天坚持自己整理个人居住空间《四川日报》于2025年6月20日刊登报道，阿坝州工作人员前往探望104岁女红军王全英，并赠送了蕴含红色精神的特刊《澎湃新闻》于2021年5月21日刊登报道，讲述一位14岁加入红军的藏族女性，如今已是百岁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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