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引领彭德怀同志踏上革命征程；二是参与并领导了洪湖苏区的创建工作。

引领彭德怀革命。

段德昌，于1904年8月诞生于湖南南县。他的父亲乃一位新派知识分子，段德昌自幼便在私塾中接受启蒙教育，继而在南县第一高等小学完成了学业，毕业后，他以优异成绩考入长沙的雅各中学。在此期间，他积极参与了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的组建，并投身于爱国学生运动，这一系列行动为他迈入革命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石。不幸的是，1923年，随着父亲的离世，家中失去了主要的经济来源，段德昌不得不遗憾地辍学，返回家乡。

1924年，段德昌与共产党同仁何长工携手在湖南华容创设了新华中学，并担任英文教职。翌年，他被调至南县第一小学，继续担任英文教员，致力于传播进步理念。五卅惨案爆发后，他与一群进步青年共同发起成立了“青沪惨案南县雪耻会”，频繁前往县城沿河码头与交通要道，查禁洋货。同年6月，段德昌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于9月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在毛泽东的引荐下，他进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深造，成为该校的佼佼者，被誉为文武双全之才。

中山舰事件爆发后，蒋介石公然对共产党人进行扣押与迫害。段德昌对此义愤填膺，他积极倡导“青年军人联合会”向蒋介石发出一封公开信，对其卑劣行为进行严正指责。蒋介石恼羞成怒，遂下令将段德昌开除。随后，在周恩来同志的引荐下，段德昌得以进入毛泽东同志主持的中央政治讲习班深造。结业后，他被分配至国民革命军第6军第5团担任党代表，随军参与了北伐战争。之后，他再度调任第8军第1师政治部秘书长一职。

在1923年，彭德怀踏入湖南省陆军军官讲武堂的校门，彼时他正值25岁年华。

在1926年十月，段德昌投身于攻克湖北武昌的激战之中，其时，担任第1师第1团第1营营长的彭德怀，以其非凡的勇气和坚定的性格，吸引了段德昌的特别关注。彭德怀麾下的1营在整师中以强大的战斗力著称，而他本人则以勇猛直率著称，生活简朴，不染恶习，深得士兵们的爱戴，在年轻军官中堪称独树一帜。彭德怀对部队中共产党员的勇敢表现深为敬佩，因此，身为共产党员的段德昌自然受到了他的格外青睐。

“这种勇敢源于他们的信仰。”彭德怀追问：“那是什么样的信仰？”段德昌回答：“是共产主义的信仰。共产党人的信仰在于终结剥削制度，为全体工人和农民争取福祉。共产党致力于解放全中国的劳苦人民。”这些话语与彭德怀的初衷不谋而合，自那以后，他对共产党产生了向往之情。

武昌守敌缴械投降后，第1师随即转隶于第35军军长何键的麾下。吴佩孚的残余部队溃不成军，逃往鄂西。第1师沿孝感方向追击，一路疾行至当阳城。彭德怀受命率领一营占领玉泉山，对逃敌进行截击，段德昌亦随一营一同前往。然而，当他们抵达玉泉山时，吴佩孚的残部已在一天前逃向了河南南阳地区。

玉泉山之巅，坐落着一座关帝庙，庙内古柏参天，苍松蔽日，别具一格，正是《三国演义》中关云长显圣之地。我军曾在此地驻扎。彭德怀与段德昌于关云长塑像前铺上稻草，共度一宿，谈笑风生。对于此次交谈，彭德怀铭记于心，直至四十载后仍历历在目。他在《彭德怀自述》中对此进行了详尽的记载与描述。

“你看，现在这些人，比如唐生智、何键等，都是军阀和大地主，甚至以信仰佛教来蒙骗民众；何键、刘铏等人还从事鸦片贸易，与帝国主义勾结。这些人连二五减租都反对，又怎会真正革命呢？”段对此未作回应。我继续追问：“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状况如何？”段告诉我：“蒋介石、胡汉民、孙科、宋子文、戴季陶等人都是假革命者、反革命者。”

“时至今日，我依然时常想起那场谈话。”

段德昌雕像，德昌公园内。

在玉泉山的夜色中，彭德怀的人生轨迹迎来了根本性的转折。他如渴慕甘霖般，贪婪地研读段德昌赠予的《向导》、《新青年》、《共产主义ABC》等进步读物。真理的曙光照亮了他的心田，为他指引了奋斗的方向，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跟随共产党。他满怀热忱地向段德昌表达了自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强烈愿望，并期望段德昌能派人至一营发展党组织。他坚信，那些同他一样因饥饿而走上卖命之路的士兵，定能觉醒觉悟。

鉴于国共两党正处于合作阶段，中共决定暂时不在国民革命军的军官队伍中发展党员。彭德怀入党的心愿因此未能成真。段德昌则勉励他，在部队中继续凝聚进步力量，紧随共产党的步伐，坚信不久的将来，他的愿望定能实现。自此，革命的火种在彭德怀的心中悄然生根。

在段德昌的协助下，彭德怀对原“救贫会”进行了改组，将其转变为士兵委员会。遵循中共军队政治工作的相关规定，彭德怀制订了士兵委员会的章程。仅两个月时间，1营的各个连队均成立了士兵委员会，各排则设立了士兵会小组，确保了全营士兵均参与了这一组织。

“这样的口号令人深受触动。”

在段德昌等共产党人政治引领下，经彭德怀策划，士兵委员会的活动蓬勃开展，1营士兵的“吃粮卖命”观念逐步演变为“服务工农”的坚定信念，这一转变，为将一支旧式军队成功改造为人民军队奠定了坚实的基石。

1927年5月21日，长沙爆发马日事变，当局下令逮捕军中的共产党员，大肆屠杀工农。根据党的指示，段德昌离开第35军，秘密转到贺龙的第20军，任第3师2团党代表。不久，段德昌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指挥2团参与围攻南昌守敌。后起义军南下广东，遭到了优势敌军的围追堵截，部队被打散，段德昌潜回鄂西寻找党组织，转入农村开展武装斗争。1927年9月，在公安、江陵的秋收暴动中，段德昌率农民自卫队攻打江陵弥陀寺时，左眼及腿部被烧伤，秘密回到家乡湖南南县养伤。

段德昌成功与中共南（县）（华）容安（乡）特委建立了联系，从中获悉彭德怀已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独立第5师第1团的代理团长，其部队正驻扎于南县。段德昌迅速通过特委中一位名叫张匡的共产党员与彭德怀取得了联络。彭德怀在得知段德昌正在南县养伤的消息后，既感忧虑又喜出望外，当晚便与挚友李灿、张荣生商议，安排段德昌暂时居住于南县乡下的李灿家中，并派遣军医官前往那里为段德昌治疗伤势。

段德昌甫一安定，彭德怀便在夜间急切地前来看望。老友重逢，倍感温馨。彭德怀满怀关切地探问他的伤势，段德昌回答道：“已有军医悉心治疗，加之鸡、鱼营养，伤势定会迅速恢复。”随后，他们又深入交流了对时局的看法。段德昌指出，自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以来，那场气势磅礴的大革命已告失败，革命陷入了低谷。尽管如此，中国共产党人的斗志并未消磨殆尽。新一轮革命的高潮尚未立刻降临，我们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

彭德怀再次向段德昌表达了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强烈愿望。段德昌紧握着他的手，说道：“德怀同志，我欣然愿意将你引荐入共产党。在过去的一年里，你的革命立场始终坚定，经受了严峻的考验。特别是在党内部分同志选择背离党的形势下，你拒绝与反动派同流合污，坚持加入共产党，这实属难能可贵！”彭德怀情绪激动地回应道：“我是个粗人，言语粗浅，难以表达深奥的道理。但我要说的是：我已坚定不移地站在共产党这边，绝无回头之意！”段德昌随即向南华安特委提出建议，请求批准彭德怀加入党组织。

数日后，张匡向彭德怀传达喜讯：“段德昌已点头同意，将你引入共产党的行列，此事亦是由特委同仁共同提议。目前，相关报告已提交至省委审批，待得批准，你便可正式成为我党的一员。”彭德怀听闻此讯，心中激动难抑，与张匡紧紧相握，热情洋溢的握手持续了良久，喜悦与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段德昌再度与彭德怀展开深入交流，肩负起入党介绍人的使命。在此次谈话中，段德昌着重强调了两个关键点：首先，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党在军队中的建设。他强调，新一轮的革命高潮终将到来，但这需要我们进行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回顾北伐战争时期，我们党曾忽视了军队工作，若当时我们拥有十个“叶挺独立团”，蒋介石的叛变革命恐怕就不会那么轻易得逞。因此，吸取历史教训，我们今后务必在军队中夯实党的根基，这一点至关重要。应先以第1营为起点，逐步扩展至整个团部，乃至整个师部。在党的军队工作中，保密工作尤为重要，我们必须做好长期准备，待时机成熟，再行起义，这将发挥巨大的作用。

第二，党员在入党之后必须做好承受委屈，乃至奉献生命的心理准备。他指出，部分同志在入党前对共产党员抱有极高的期望，认为他们个个都是优秀且高尚的个体，然而一旦加入党组织，面对一些不尽如人意的情况，便容易产生悲观和失望的情绪。共产党始终代表着革命，然而，若将党的每位成员都理想化，那在现实中并不可行。面对个别消极现象，我们不应气馁，也不应失去信心。我们要与党一同投身于长期的艰苦斗争，做好牺牲的准备，做好承受委屈的准备。遭受委屈时，我们更应坚定信念，坚信我们伟大而崇高的理想终将实现。

段德昌曾惠赠彭德怀两本著作，《通俗资本论》与《无产阶级哲学说》，并叮嘱他广泛涉猎，以提升思想境界。数十年后，彭德怀回忆道：“彼时他的话语，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我仿佛感受到了一股强大的力量注入体内，驱散了‘马日事变’以来的孤独之感。我深知，与共产党的联系，便是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亦是一种坚实的依靠。”“数十年来，段德昌的形象始终鲜活地存在于我的生活之中，我未曾有一刻忘记他。然而，谁曾想，那竟是我与他最后一次的交谈。”

11月，段德昌身体康复，即将重返洪湖地区，着手发动群众，展开武装斗争。在告别南县之际，彭德怀特地命令张荣生、李力等人，将一团的10支未登记的私藏枪支、数百发子弹以及一笔专项资金，秘密转交给了段德昌。

叶剑英、杨尚昆、彭德怀、刘伯坚、张纯清、李克农、周恩来、滕代远、袁国平。

将一支旧式的军队成功转型，打造为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

“感谢段德昌，是他种下了我这颗不太完美的种子。”

领导创建洪湖苏区

1927年的寒冬，段德昌在南县伤病痊愈后，悄然抵达湖北公安县南五洲地区，秘密着手建立党的基层组织与工农武装。在中共鄂西特委的指导下，他成功恢复了中共公安县委的组织，并担纲县委书记之职。临近1928年春节之际，他精心策划并领导了公安县年关暴动。除夕之夜，他率领暴动队员突袭国民党军营长傅祖光的营部，将敌军全歼，缴获枪支80余支。随后，他组建了游击队，亲自担任队长，从而在荆江两岸点燃了武装斗争的熊熊烈火。

国民党军队随即对地方公安力量展开了“清剿”行动。五月，段德昌率领游击队转移至石首，与归来的周逸群重逢。经过对局势的深入分析，两人达成了共识。周逸群牵头重新组建了中共鄂西特委，并担任书记一职，段德昌则被任命为委员。段德昌提出了“集中各地武装力量，采取避实击虚的策略，向洪湖地区拓展”的建议，这一想法得到了周逸群的认可。在特委的领导下，段德昌遵循“逐步推进，适时歼敌”的游击战术原则，展开了游击战，并在沔阳、监利交界处的洪湖沿岸初步建立了瞿家湾、柳集等小块游击根据地。

湘鄂西烈士纪念馆雕像。

“吾本姓天，居于洪湖畔，欲捉吾，唯有神仙；枪口相对，刀尖相抵，有你无我，你亡我生。”在洪湖群众中，也流传着一首民谣：“周逸群、段德昌，引领民众举武装，出征皆空手，归来皆执枪。”

段德昌领导洪湖游击队，以此为基地展开了游击战。8月，鄂西游击总队宣告成立，段德昌被任命为参谋长，后晋升为总队长。10月，段德昌指挥13大队在沔阳聂家岭与敌34师的一个团展开了激战，成功将其击溃。11月至12月中旬，他指挥1、3大队发起反攻，巧妙利用河湖港汊，攻击敌军碉堡，切断敌军交通线，攻克敌军据点，连战连捷，从而进一步扩大了洪湖苏区。

在长期指挥游击战的实践中，段德昌逐步锻造出了一套独树一帜的游击战术。1929年12月下旬，鄂西区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审议并批准了他所撰写的《关于军事问题的决议案》，其中明确提出了五项游击战术的基本原则。在针对军队基层干部举办的军政训练班上，他提出了“敌至则退，敌退则进，敌众则避，敌寡则击”的游击战术理念，其与毛泽东、朱德在井冈山所倡导的“十六字诀”游击战术，虽形式各异，实则异曲同工。

在具体作战策略上，鉴于洪湖地区水面辽阔，不宜采取大规模的集中作战，因此必须遵循统一指挥的原则，分兵进行机动灵活的攻势，实现自主作战与相互协作，贯彻“分散游击，集中指导”的战术。在交战过程中，避免与敌方主力正面交锋，采取“避实击虚”的策略，专挑敌弱小兵力进行突袭，力求速战速决，迅速调整阵地。指战员们运用这一战术，迅速取得了显著战果，成功攻克了石首县城，并在石首、监利、江陵等县的大部分区域和乡镇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为构建以洪湖为中心的湘鄂西苏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红军在洪湖的游击战持续了数年，充分证明了在河湖港汊地带，能够有效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起革命根据地。”

红2军团成立旧址。

1930年7月之初，贺龙率领第四军自湘鄂边东征，抵达洪湖，与红六军于公安南坪成功会师，共同组建了红二军团。贺龙出任军团长，周逸群担任政治委员，此时部队规模已扩展至约两万人。进入7月下旬，段德昌受命率领第十七师，在当地武装游击队及赤卫队的协同作战中，对“北极会”的反动迷信势力发起猛烈攻势，成功活捉首领三十余人，击溃会匪一千余名，并争取了一万多名会众归顺。随后，段德昌领军北进，接连摧毁苏区内的白色据点，有力地巩固了洪湖苏区的防御。孙德清随后被调往上海，段德昌接替其任红六军军长。此时，以洪湖为轴心的湘鄂西苏区正值巅峰时期，拥有近三万正规红军、二十万地方武装，控制五十余县，成为土地革命时期三大红色根据地之一。段德昌作为湘鄂西苏区的主要创建者之一，为国家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1930年8月，在“立三路线”的指导下，中共中央下令红2军团撤离苏区，向中心城市长沙发起进攻。然而，红2军团不仅在军事上遭遇挫败，后方亦因空虚而遭受重创，导致洪湖苏区的大部分区域丧失。段德昌因对此次军事行动提出异议，遭到了“立三路线”代表的严厉处理，其红6军军长职务被撤销，并被调任湘鄂西联县政府赤卫总队总队长，负责留守洪湖苏区。

段德昌迅速与湘鄂西特委书记周逸群取得联络，将陆续返回洪湖苏区的近千名红军战士集结，于1931年1月正式组建“新6军”，并担任军长一职。在主力部队远离苏区的情况下，他率领部队在洪湖苏区孤军奋战，于湖家场、峰口、朱河、余家埠等地区神出鬼没，巧妙地打击敌人，成功挫败了敌人的“围剿”，保卫了苏区的安全。在此过程中，部队人数也迅速增至2000余人。

1931年3月，中共中央下达指令，将红2军团改编为红3军，同时将新6军整编为红3军的第9师，段德昌被任命为师长。到了8月中旬，段德昌受湘鄂西省军委委派，率领第9师北上荆襄，以接应贺龙所率领的红3军主力返回洪湖地区。两位战友重逢，如鱼得水，再次并肩作战。在贺龙的领导下，段德昌的军事才能得到了极致的展现，他将第9师打造成红3军的精锐之师，成为巩固与拓展苏区的一把锋利利刃。

1932年1月，国民党军队集结重兵，对洪湖苏区发起了大规模的“围剿”。19日，段德昌受命率领红9师，冒雨疾行六十公里，直抵襄江以北的皂市，巧妙地将敌人围困于龙王集周边。21日，段德昌命令第25、26团将龙王集的48师特务团团团围住，经过三昼夜的围攻，成功歼灭了敌军主力。24日，国民党军第4师的12旅从孝感出发，经应城前来解围。段德昌率领主力部队和汉川独立团，在应城至龙王集的毛家畈、周家湾地区设下埋伏。25日，敌第12旅误入红军的伏击圈。段德昌一声令下，伏击部队立即对敌旅部和两个团发起了猛烈的攻击。激战至下午5时，敌旅部和两个团被全歼。此次战斗共俘虏敌旅长张联华以下官兵近4000名，缴获迫击炮20门、轻重机枪60余挺、长短枪3000余支，洪湖苏区的版图由此扩展至应城县境。

同年三月，国民党军第10军军长徐源泉集结十多个团的兵力，对洪湖苏区襄北新区发起了“清剿”行动。3月5日，其第48师的韩昌俊旅企图掌控天门至皂市的公路，意图切断襄北苏区与襄南苏区的联络，却在途中遭遇雨天，被迫滞留在文家墩、李家场等地。段德昌受命率领红9师，于夜幕低垂之际从瓦庙集出发，冒雨秘密向文家墩进发。6日中午，段德昌指挥红9师与汉川独立团对第144旅发起了突如其来的攻击，击溃敌军一部，迫使剩余敌军退守胡家岭、坡湾一线。7日凌晨，皂市国民党军第48师的第142旅前来增援，却被红7师和红9师的部分部队击溃。午后，第144旅的残部向东撤退，在方家咀、坡湖地区被彻底歼灭。此次战斗，共毙敌千余人，俘虏敌旅长韩昌俊以下两千余人。其他各路国民党军闻讯后，纷纷撤退，从而成功粉碎了敌军的“清剿”企图。

◆ 转战路线图。

同年夏日，国民党军趁着红3军主力转战襄北、内地空虚之际，采取分路合围、步步为营的战术，分三路向洪湖苏区腹地发起大规模进攻。其中，中路之川军第4师师长范绍增（俗称范哈儿）率领的3个多团，占领了老新口地区，距离湘鄂西首脑机关驻地新沟嘴仅有15余公里，并有继续深入的迹象。然而，苏区后方仅有警卫团等少量部队，形势愈发严峻。段德昌受命率领红9师昼夜兼程，以一日一夜超过100公里的惊人速度，于6月9日秘密抵达新沟嘴，与警卫团迅速构筑防御工事。然而，过了三天，川军仍未发起进攻。段德昌开始焦急，因为苏区内部粮食严重匮乏，红9师从襄北回师时仅携带了5天的给养，若再僵持下去，对己方极为不利。于是，段德昌派遣小股部队袭扰敌军，激怒对方，诱使其发起进攻。他命令部队不进行坚决抵抗，以纵敌之骄纵。川军先头部队果然拼死追赶，沿车荆河堤形成多路纵队冲至红9师新沟嘴主阵地前。段德昌随即下令开火，将川军击退至警戒阵地。此时，川军后续部队赶到，稳住阵脚，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发动两次进攻均未能成功。段德昌派遣隐蔽于新沟嘴以东的3个骑兵连，利用河堤掩护，迂回至第4师侧后，突然发起攻击。随后，红9师正面部队趁机进行反击。川军第4师腹背受敌，陷入混乱，溃不成军。红9师追击至熊口一带，共歼敌4000余人，成功击退了敌人对苏区中心的进攻。

翌日，贺龙满怀喜悦地莅临红9师，慰问全体指战员，并对其战斗表现予以高度赞誉。段德昌略显遗憾地表示，遗憾的是未能生擒范哈儿，只捕获了他的爱骑“黑龙驹”，而范哈儿则骑着一头水牛逃离了现场。贺龙满意地回应道：“范哈儿再也不能骑那‘黑龙驹’了，他只能与‘黑水牛’为伴！”洪湖苏区的军民都深知段德昌是贺龙的得力助手。国民党报纸也将段德昌的名字与贺龙并列，诸如“贺段红匪猖獗”等字眼在报端屡见不鲜。

然而，夏曦作为中央代表抵达洪湖苏区后，却顽固地贯彻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在内部推行了大规模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式的“肃反”运动。这场运动使得成千上万的红军战士和苏区干部蒙受了不白之冤，鲜血染红了洪湖的土地。同时，夏曦对贺龙、段德昌提出的“集中优势兵力，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在运动战中歼灭敌人”的正确战略予以排斥，先是冒险进行阵地战，继而又因恐惧而采取单纯防御，最终导致了洪湖苏区的丧失。红3军不得不撤退至湘鄂边的大山深处，其人数也从原来的两万余人锐减至仅剩三千余人。

“若要杀我，请用刀刃，保留子弹以抗击敌人！”

毛泽东亲自签署，颁发给段德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首份“烈士证”。

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对王明的“左”倾错误进行了彻底清算，并恢复了段德昌同志的名誉。1952年，毛泽东主席亲自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颁发的第一号“烈士证”，以表彰段德昌同志。1953年1月，段德昌烈士的遗骸被迁葬至鹤峰县下坪（后于1962年迁至满山红烈士陵园），鹤峰县特地为段德昌烈士修建了墓碑，墓碑上镌刻着“生平为革命，竭尽忠诚，茹苦含辛，效劳祖国”的题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