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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励初:翻越“野人”山历难记

2025-11-22

引子

#本文摘自《成都文史资料》第十辑(1985年6月),杨励初口述、杨镇华整理,原标题《远征缅甸抗日 翻越“野人”山历难记》

正文

日寇侵略的战火燃烧到缅甸了!英国在远东的殖民地缅甸、印度:马来西亚等,都面临着陷落的危机,英国想借助中国抗战的伟大力量来保护其殖民地的安全,首先开放封锁已久的滇缅公路,继而提出中英共同保卫滇缅公路的建议,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签订“中英军事同盟”和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但英方拒绝中国军队先期入缅设防的要求。只允我军在滇缅国境布防。

当时我国已成立了“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司令部”,代司令长官为杜聿明将军,统辖第五军、第六军、第六十六军共十个师(其中有一游击师,师长黄翔),总计有十万兵力,这是中国人民的精锐之师。但由于英国当局对我缺乏诚意,使得中国远征军迟迟不能入缅境。直到仰光告急,他们抵挡不住时,已失有利之战机,才急促中国军队支援。由于入境匆忙,主要是徒步行军,后勤准备不足,同时对英军(大部是殖民军)战力脆弱也估计不足,在敌军从泰国入缅,我军又开进未毕,即仓促应战,致使我军后方被敌大军团迂回遮断,而蒙受重大牺性。我当时任第六十六军新二十八师第八十三团团长,率领全团健儿,战斗在第一线,经历了各种艰难困苦,至今难忘。

(一)为抗击日寇,向缅甸进军

我国陆军新二十八师、新二十九师、新三十八师同属于第六十六军军长张指挥。一九四二年春,在贵州兴仁、兴义两县集中待命,四月初,从两地出发,徒步行军,于当月十二日到达昆明后,了解到三个情况:(1)部队的去向是缅甸,不是越南;(2)第五军早已进入缅境;(3)日军已从仰光登陆,第五军已同敌军接战。

第六十六军是远征军的总预备队,由于情况紧急,所属新二十八师搭乘汽车匆匆开入缅甸,日以继夜地急行军,于四月中旬赶到腊戍与畹町之线布防。新三十八师也随即入缅,在曼德勒至腊戍之线布防,新二十九师仍在云南待命。据前线战报:第五军已在缅甸南部东瓜前线与日军激战。

战斗开始,在伊罗瓦底江畔,我军右翼的英国军队七千余人,在仁安羌油田被日军包围,英缅军总司令胡敦紧急呼吁中国军队救援!我远征军长官司令部始调总预备队的新三十八师孙立人部增援英军。该师所遗曼德勒防务由新二十八师接替。我八十三团先到曼德勒,军长张轸和师长刘伯龙均到达前线。由于英军战斗力脆弱,影响缅甸整个战局,打乱了我军入缅作战预定计划。又因我们运输工具不够,新二十九师在昆明接应不上,英军虽然已获解围,而我军左翼的第六军已与敌军发生战斗,敌军主力沿同古雷列姆公路向我左后方迂回挺进,腊戌告急!腊戌是我军后方进出国境的咽喉,必须确保。张轸和刘伯龙不得不赶回腊戌,留我八十三团固守曼德勒,我团就成为一支据守前线的孤军。刘伯龙师长临走时,曾留下副师长胡国泽指挥我团,及至我团进入缅甸旧日京都曼德勒皇城布防后,胡国泽也离团他去。我团所唯一依靠的是全团官兵的精诚团结,坚强不屈的抗战意志,以及我们在上海战役中的作战经验和几年整训的成绩。全团官兵激励斗志,决心在缅甸战场与敌作殊死战斗,为中华民族争正气!

我团进入皇城布防时,缅甸形势日趋恶劣,日军大量收买缅奸纵火、打冷枪,使整个曼德勒成为一片火海,群众纷纷逃避。皇城内只剩两名英国官员和一位英军总部派来的联络官高奕少校。日机成群在上空轮番轰炸,缅奸和尚也四处纵火,硝烟弥漫,全城损失重大。

(二)战局突变,撤退回国

日军在其南方军饭田样二郎指挥下的第三十三师团、五十五师团、十八师团和五十六师团,从同古、普罗美和泰国景迈一带,由空军炮兵掩护,分三路向我进犯。英军总司令亚力山大所指挥的军队,有英缅军第一师(缺第十三旅)、英印军第十七师、英澳军第六十三旅、英装甲第七旅及空军飞机四十多架,在右翼阻击日军;我国第五军在中路与日军作战打得很好;左翼是我国的第六军。左、右翼都战况不佳而向后撤退,形成了仰曼铁道沿线的中路我军的突出,三面受敌。四月下旬、中路我第五军也被迫撤退。于是我军全线都后撤了,情况相当混乱。我团虽仍孤军固守曼德勒阵地,但同军部和师部已失去联络。四月廿八日,我发出电报向师部联系请示行动,翌日接到刘伯龙师长的急电:“该团急速向腊戌攻击前进”。根据情况判断:腊戌正在危急之中。腊戌是中缅国境重镇,公路铁路交织其间。我得电后,只得放弃曼德勒的防守任务,整队向腊戌攻击前进。曼德勒至腊戌行程约三百里,经一天一夜的急行军,赶到离腊戌约二十里处停下侦查。部队在公路两旁森林中休息造饭,我亲自乘指挥车并率十名骑自行车的侦察兵去侦察敌情和地形。到了腊戌附近,才知这个重镇已经于五月二日失守。使我万分惊讶!眼看这座繁华城市,由于敌人封锁交通,不许人进入,变成了一座死城。我远远望见日寇的岗哨,不禁激起满腔怒火!在热血冲动下,急欲乘敌不备,率全团健儿,向腊戌冲杀。但情况既已发生突然变化,必须请示上级后才能行动。我转回部队,立即由电台发出呼唤,向军部和师部联系,均无回报。我感到进退维谷,心情焦灼。在回部途中,又看见沿途拥塞无数英国车辆,纷纷向西朝印度方向逃跑。于是,我转到伊洛瓦底江畔找到杜聿明副长官,请示我团今后行动。他向我说:我们这次同古会战既未成功,又未控制毛奇公路要地,没有达到大本营指示收复仰光之目的,反使敌人向我后方腊戌长驱直入,迂回包围我军。史迪威、罗卓英还想在曼德勒附近与敌来一次会战,看来无法实现他俩的梦想了。他们原想以你这个团作会战的基干部队,又调去支援腊戌,现在腊戌既不能去了,要赶到纳扒去掩护新三十八师渡江撤退,是当前重要的行动。我团得到指示后,我立即率全团通过半森林地带到达纳扒。行军途中,敌机在我上空不断追踪侦察,曾在梅苗对我团轰炸一次,幸无伤亡。到纳扒后,只闻伊罗瓦底江对岸远处传来炮声,新三十八师并未经纳扒撤退,我团去打掩护又扑空了。

我远征军巳全部转战回国,我团成了最后转移的殿后军。我们沿江而上,一边走一边搜索,碰到敌人就打。走到西维古,搜索到河边隐藏有小木船六只,部队稍加休息后,准备渡河。此地是转移回国抑或游击敌后的分界线,须经慎重思考才能作出决定。我坐在河畔,回忆起出国以来,在缅甸战场上东奔西调,随着战局的变化,一仗未打,就要转移回国,何以对祖国人民!?又想:如果游击敌后,利用广大森林作掩护,破环敌人交通,乘虚打击敌人,配合我军反攻,对抗战或能有所贡献。而现实的情况是:缅甸战场纵横数百里,面临的只是丛山峻岭,原始森林,人烟稀少,更不要说庄稼田园。在敌后作战,如果没有群众支持,没有粮食供给,是无法进行游击活动的。反复思考结果,乃决定回国,完整的保持一个团的战斗力,便于回国整顿后,继续参加抗战。

(三)踏上难苦征途, 翻越“野人山”

回国就要渡江,小小木船,每只只能装六个人,经过一天时间,全团一千六百余人才渡完,向八莫和密支那方向前进。此地是缅甸北部的高山丛林地带,又正逢雨季,电台电池潮湿,无法对外联系。行军途中经常遇着小股日军在森林内打冷枪。我团排除障碍,冒着山洪大雨抵达八莫和密支那附近,得知日军已控制了这两个城市,无法通过,乃迂回向“野人山”前进。“野人山”是喜马拉雅山的支脉,在伊罗瓦底江上游。我们要渡过迈宜开江、恩梅开江和无数较小河川,无桥无船,水深湍急,不能涉水而过,乃伐木扎筏和用电线搭成索桥,渡江前进。进入祖国福贡地区,几乎没有道路可走,乃派一支由精壮战士二百人组成的开路队,搜索得“野人”的锋利柴刀,披荆斩棘,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沿着小沟,攀登悬崖绝壁。亮时就走,黄昏时才歇息,如此翻山越岭,无法计算行程。有时就在山中找干枯楠竹用藤条捆绑成竹筏,顺江漂行。每只竹筏只可乘十余人,由于河水湍急,不能用桨划动,只好用电线拖过江。选游泳好手,顺江而下,迨至水流平静处再游水渡河,将竹排拉到对岸,一批人上岸后,又将竹排拉回来接另一批人,轮番渡江。晚间找河边有水之处搭临时棚,以班为单位驻下。晚上不能卧下睡觉,大家背靠着背地烤火取暖,有时沉沉睡去,有时静坐待旦,藉以恢复整天跋山涉水的疲劳。夜深静寂,往往被野兽的狂吠和厮打声所惊醒。

透过树枝帐顶缝隙,窥望夜空繁星,引起了无限思乡怀国之情!缅甸森林极为潮湿,瘴气、蚊虫、蚂蝗和野兽,是对我们生命的四大威胁,惟有烧火才可防卫,倘稍不小心,身上被蚊虫叮了,久之恶性疟疾与回归热即行发作。我这个团参加上海抗日战役,对日寇非常藐视,但对这四大害却谈虎色变。从曼德勒出发,每人背带有半月粮食,进入“野人”山后,有的已经吃完,有的所剩无几,缺粮灾难即将降临,令人生畏。眼前是高山林海,前进没有路,处此困境,只有不断鼓励士气,要大家克服困难,努力向前。每当安营扎寨,就以班为单位,以一半人扎搭帐蓬,一半人去寻挖野生食物,找到了楠竹笋,一根就有十多斤重,煮稀饭一班人可以吃一天。或挖野芭蕉头作粮食,先用开水煮一次,再煮稀饭充饥,这样,体力消耗很大。

我们走至木拱大山区中间,遇到断岩,大雨终日不停,洪水冲入断岩中,形成一条水流汹涌的鸿沟,无法飞渡。乃派出三人渡江侦察,均遭灭顶之灾,部队只好停下休息。我沿岩边侦察一天,毫无结果。翌日出动全体官兵侦察,终于找到了河边一株又高又大的巨树,组织全团的快刀手,砍了半天才砍断,树头倒向东岸,一树分架东西,成了天然独木桥,俯视桥下万丈断岩和奔腾的洪水,令人目眩!全团人员一个接一个地爬行而过,感谢这根大树,使我们跨越断岩踏上了祖国大地。

“野人山”每年有四个月积雪,八九月雨季后开始积雪,开春后才开始化雪。在化雪期间,云南土著人民集体上山采药,同山上“野人”时有交往,他们经过深沟河流,都采用溜索通过。我们也利用了这种交通工具,可是只能溜滑到中途,就停止不前,悬空摇摆。只好再选一人攀绳过去,添一根绳索拉重篓过江,再拖轻篓回来,使用这种方法,一千多人通过,历时三天三夜。此地已靠近云南,经常有“野人”下山去云南境内购买盐巴,我们即循着他们走出的小径前进。连日大雨,官兵衣服全湿,入夜进入老林,大家把棚搭好,准备造饭,火柴已经湿透,无法点火,煮不了饭,烤不干衣服,冷饿交加,倍感长夜难熬!

为了不使体力下降过快,每晨以连为单位作体操锻炼,汗流夹背为止,藉以防止疾病发生。同时派出几名长于上树的战士,爬上最高树尖观察何处住有居民。发现远远树林中有一小棚,屋顶覆盖山草,判断是“野人”的住处,部队吃力地走了半天,才走到小棚,并无居人,全团只好住下,寻找野菜充饥。这时我也病了,最初是发烧,继之是大小便拉血不止,不能行走。战士们对我备极关心,用木棍绑作担架,抬我走了两天,当时毫无医药调治,我见有的战士因患同样症状,一倒下去就起不来,也自以为生命从此完结。回溯生平,自黄埔军校三期毕业,参加东征之役,经历北伐战争和以后的内战,每役必从,半生戎马生涯,现在又逢伟大抗日战争,连年征战,河山未复,恨未能马革裹尸,为民族战死沙场,竟未战而败,终为病魔缠身,如是“出师未捷身先死”,死了也不能瞑目!又想到我团这次大转移,历经千辛万苦,征途却至今未完。我作为部队团长,还得为他们出主意、度难关,怎能就这样死去?坐在我身边专心看护的一位战士,见我这种痛苦情绪,以极其感人的语气向我说:“团长,不用悲伤,你的病有救,不得死”。我说:“没有医生、没有药,如何得救呢”?他信心十足地说:“我有个方子,只要你能吃得下去,就能有救”。当时我发高烧不止,头昏目眩,未置可否。他继续向我说:“你要得救,只有这一着了,他鼓动我喝自己出的小便血,认为这就是世俗所谓的“回龙汤”我照着他说的办法做,第一次闭着眼强吞下自己的小便血,不久又喝了第二次。睡了一夜,翌日早起,果然感到一身轻松,温度降低,病情大有好转。我仍躺在担架上继续前进,走了三天,到了一座大山脚下休息,上山搜索,发现有住户人家,住户是两位爱尔兰女士,长期住在山上,专门为“野人”治病。由于言语不通,战士把我抬到她们的住所,她俩诊断了我的病情,给我打针、浣肠、治疗非常细心,又给我丸药服治。绝处逢生,我的病终于好了,真是衷心感谢她们。

其时我们已经有一月半的行程,粮食早已告罄,实在无法维持了。我团有一百匹马,早已杀来充食,现在只有一点希望,就是渡过淡水河,进入蒲桃镇,到那儿或许可以收购一点粮食来维持生命。此时饿死、病死的人已经不少,还有两天行程才能到达蒲桃镇,这两天真难熬过啊!在渡河时,我叫第二营副营长率军官四人,手牵手地下河探渡河点,争取涉水过江。刚下水不远,忽闻对岸森林中枪声大作,当即被打死一人、受伤一人、跑回二人。我们组织还击,打冷枪的人,早已逃走。根据这种情况,我判断蒲桃镇已被敌人侵占,没有前去的可能,而我的部队又已精疲力竭,无法再行组织一场战斗,于是下定决心,改道前进。派三组人进入森林搜索,找到一个“野人”,比划手势,请他带路,他理解我们要回中国。指引我们钻树林,砍出一条小路,走了一天,到达一座大山的顶颠,俯视山下一坦平原,炊烟四起,别有天地,官兵从绝望中看到希望,欣喜之余,不禁潜然泪下。

山下是一个有五十多户人家的部落,住房和仓库都是用竹子建造的,女人都已跑了,男子汉热情地接待我们。问他们是什么民族?究竟是属于中国政府或缅甸政府管辖?他们回答说:“两个国家都不管我们,我们是独立的,中国人是自己的祖先”。由于地处中缅交界,边远穷荒,从来无人过问,形成了不纳税、不抽丁,而生活安静与世无争的世外桃源。他们每家屋前房后都挂有兽皮,常和药材一起带往集市出售。他们耕作勤奋,讲汉语,保持着中国传统的风俗习惯。我们的战士能严守纪律,对各家秋毫无犯,军民相处融洽,外逃妇女也逐渐返回家园。此地盛产稻谷,每家粮食满仓,我们派战士帮助他们加工大米,下地中耕除草。我们在此补充粮食,由于他们从不使用货币只好把我们可能拿出来的东西,进行交换。初到这里时,他们看见我们啖吃野菜,面无难色,深以为怪。我们如实地告诉他们:中国远征军入缅甸打日本侵略军,由于种种原因,战争失利,只有返回祖国继续抗日,中途缺粮,靠吃野菜生活已有二十多天了。他们听了很表同情,在粮食上给我们极大支援。

这里属于原始森林区,野兽很多。为了改善生活,我团组织了十个猎枪手进山打猎,见到一群野牛奔来,有内地的水牛一般大,角短而凶猛,看见人就扑来,猎枪手们用机枪扫射,野牛负伤后,仍拼命奔逃。他们跟踪寻到兽尸,也无力抬回只有割成几大块背回宿营地,为战士们加餐。

当重庆统帅部得知我团在野人山的消息后,曾多次派出飞机侦察,苦于原始森林覆盖严密,有时只听得机声隆隆,无法交换信息,只有用烧火炊烟作为联络。但飞机上面投掷下来的物资,因森林阻绝,无法觅得。当时战士的体力,在缺乏食品的情况下,一天天地趋于衰竭,途间又经受蚂蝗、蚊虫的叮咬,手脚肿烂,无药医治,而时值雨季,淫雨为灾,瘴气袭人处此困境,只能全靠意志和毅力来维系生命了。有的战士在行军途中坐在路边休息,向我伸出手来,欲言无语,当我握着他那有气无力冷冰冰的手时,不忍一睹那垂危挣扎的惨状,悲惭交织!直待他两眼翻白,心脏停止跳动,才轻轻把他放在地上,恭恭敬敬地向为国捐躯的战士致敬默哀。由其他战士挖一深坑,在坑底垫上厚厚一层干树枝条和树叶,使这抗日远征殉国的战士安卧在软绵绵的土地上,把军毯覆盖他的尸体上,用厚厚的黄土垒成坟头,坟前插满山花,让生者经过坟前,举手致哀,勿忘为国捐躯的忠骨,增强对日寇的仇恨。

高黎贡山从北到南,成为中缅两国天然的国界线,它自青藏高原平行南下,其中有许多高山峡谷,两岸高出谷底一千米以上,岸壁陡峭异常,人们进入谷底,等于置身陷阱,纵有超人武技,也难于飞越。我们这支队伍,进入山谷,摸索攀登,踏遍了山山水水,历尽艰苦,牺牲了无数战士,才爬出谷口,足足走了七天,才到达山顶。这个拔海六千多公尺的大山,分为三层,底层是原始森林,一望无际的林海;中层是如天梯台阶的群山,翻了一重又是一重,走了两天还是走不穿。参天杉木,挺拔笔立,极为壮观。但因我们一直未摆脱困境,仍然焦灼万分,光秃荒芜的山顶,空气稀薄,行动更加困难。我团以缺粮太久,有时连采野草充饥也不可能,只有在自己身上想法——把腰皮带、裤子皮带、子弹盒皮带,都切碎煮食。一营第三连连长蒋志诚,四川永川县人,中央军校十五期毕业生,我的外甥,是一个二十三岁的好青年。他吃了牛皮引起肠结、腹部绞痛得在地上翻滚挣扎,无医无药,一筹莫展。我轻轻地为他按摩小腹,他惨痛的呻吟声逐渐微弱,最后面色惨白,泪水直流地向我说道:“舅舅!我不行了,我不能照看你了,为什么你不令我死在沙场?而让我这样惨死在野人山上,有什么价值呢?我听了,感到内愧至极,抱住他的头,眼看着他含恨死去!悲痛的泪水不断地滴在他的脸上和身上,终于无法回答他临终时对我质询——“人的价值和死的意义”。雄伟的高黎贡山,留下了忠于祖国的抗日官兵的足迹、鲜血和尸骨,这难道不是爱国者的价值和牺牲的意义吗?

我们自曼德勒出发翻越高黎贡山,足足走了两个半月,直到一九四二年七月中旬下山时,人员死亡已在二分之一以上,全团只剩下七百余人。而这些幸存者都已精疲力竭,奄奄一息。在继续前进中又遇到一座高山,山上住有一个少数民族部落,他们弄不清楚自己的种族和血缘,首领名叫南木老郭。承这位首领组织的热情接待,在我们到达的当天下午,就送给我们粮食六十桶,约二千四百多斤,我们这群垂死的孤军,真是绝处逢生了?是晚,他们又杀了一头牛,在一个宽广晒场的中央燃起一大堆篝火,煮了几大锅牛肉,并举行跳舞会来招待和欢迎我们。南木老郭还致欢迎词,他说:“远征军打日本,我们欢迎!翻过野人山回国,我们欢送!你们太辛苦了。我们应为你们求神保佑。欢迎杨胡子团长跳舞”。我此时行动已很艰难,精力更觉不支,但主人盛情难却,只好由他们派二人扶着我跳,以表示共同向神祈祷的诚意和礼貌。舞会后,与会军民都各吃一大碗牛肉和肉汤,情绪热烈,欢呼而散。这个部落的人民,一切按照自己的意志,建立自然聚合的农庄。那晚,我们舒适而安静地过了一夜,翌日休息一天,南木又热情地为我们作行军安排,派出一个先遣人员报告我国政府,请即派人来接。同时又派出三十名精壮青年,前一天出发,沿途为我们设置兵站,作好一切后勤准备。南木并亲自率领数人送我们回国,每到一站就有帐棚住宿,菜香饭熟,并有酒肉款待,全团官兵深感民族同胞情谊的温暖。走了四天,上一座大山,南木说:“此山终年积雪,故叫雪山”。又说:“出上那小庙,就是伏波将军马援庙”。听了不停感慨万端!我想:马援是东汉名将,为国远征,战功赫赫,千秋之后,人民为他修庙,树碑、立传,纪念他的丰功伟绩。而我们远征,则如此狼狈地失败归来,人民纵不加指责,我身为军人,有何面目重见故乡父老!

越过雪山又走了一天,山前已有路可走了,这里属于云南胡巩设治局的辖区,设治局派来十八人,担来许多猪肉、烟、酒等慰劳品欢迎我们。我在一棵大树下休息,与他们的领队相见。他问:“官兵都回来齐了吗”?我当时想起全团死亡人数已近三分之二,实在无颜向祖国人民交代,惭愧之心难以自制,情不自禁地痛哭起来,他们看见我们官兵这副比叫化子都不如的狼狈状,也痛哭起来,引起在场的七百壮士同声抱头恸哭。哭声盈野,泪洒山河!我们为何这么沉痛呢?因为想到出国之时,我们雄赳赳气昂昂,曾立誓要为祖国杀敌立功,而今朝还乡,却如此凄凄惨惨,寸功未立,还受到祖国亲人们的盛情迎接,怎不令人伤心!

所幸终于赖百折不挠的毅力,征服了高黎贡山,回归祖国,实现继续参加抗战的愿望。为了感谢南木老郭对我团兄弟般的支援和感人的深情厚意,我们赠送他一枝手枪作为纪念,同他依依惜别。

(一九八五年五月供稿)

资料来源:

《成都文史资料》第十辑(1985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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